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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运筹帷幄目光远大者终成大事（第2页）

这样，可以说李嘉诚为这两大屋村等待和筹划10年的苦心，确实是获得了超额回报。人们在称道李嘉诚过人的胆识与气魄之时，无不惊叹他锲而不舍的忍耐力。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

忍耐是欲成大事者必修的一门课程。在局势明显不利，或形势不明时，宜保持谨慎，一方面积极准备必要条件，一方面静候时机。如果为眼前利益驱使，企图侥幸取胜，很可能招致败局。

李嘉诚深有体会地说：局势如何，应以大势而定，如自身实力强弱、市场低潮或景气等，而不能被一时困难所迷惑。在大势有利于我时，如果实力稍弱，也可一拼；在大势不利于我时，惟有忍耐才是上策。

嘉湖山庄原名天水围村，是李嘉诚的另一浩大的屋村计划。天水围村位于新界元朗以北，与深圳西区仅隔一条狭长的深圳海湾。很让人寻味的是，嘉湖山庄计划的推出，也同样历经了10年之久。

早在1978年，长实与会德丰洋行共同出资购得天水围的土地。第二年下半年，中资华润集团等购得其大部分股权，共同组建了巍城公司，决定共同开发天水围。巍城公司51％的股权属中资华润集团所有，长实集团仅占股权的12．5％，为第三大股东。大股东华润集团踌躇满志，雄心勃勃，计划在15年内将天水围建成一座可容纳刃万人口的新城市。

当时，李嘉诚正忙于收购和黄公司，并未直接参与天水围的策划。整个开发计划，都是由华润来主持的。但是华润是一家国家外贸部驻港的贸易集团公司，缺乏地产发展经验，并不熟悉香港地产业的游戏规则。结果，计划进行未久，便遭到了挫折。

1982年7月，港府宣布动用22．58亿港元，收回天水围488公顷土地，而将其中的40公顷作价8亿港元批给巍城公司，要求巍城公司在12年内，在这块40公顷的土地上完成价值14．58亿港元以上的建筑，并负责清理318公顷土地，以交付港府做土地储备。如果巍城公司达不到要求的话，那么，这些土地及8亿港元就要充公。

另外，港府于1983年底宣布：计划投资40亿港元用于市政工程。其中，整理地盘工程预计投入16．2亿港元，基本建设预计投入9．6亿港元。港府将这两项共25．8亿港元的工程批给巍城公司承包，并要求确保15％的利润。

事情已成定局，华润集团兴建50万人口新城市的庞大计划基本泡汤，并且已有些心灰意冷；其他一些股东眼见前景不妙，均想退出。然而，李嘉诚依然看好天水围的前景。他丝毫不动声色，稳坐钓鱼台，采取了慢功吸股、后来居上的策略。

就这样李嘉诚按部就班，丝毫不着急，逐年从其他股东手中，购入他们急待抛出的“垃圾”股票。到1988年，李嘉诚最终控得除华润外的49％的股权，成为与华润并列的两家股东（有人估计李嘉诚与华润事先已达成默契，这样丧失信心的华润并未抛股）之一。

1988年12月，长实与华润签订了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长实保证华润在天水围发展中，可获纯利7．52亿港无，并即付四分之三一5．64亿予华润；

如果将来楼宇售价超过协议范围，其超额盈利部分由长实与华润共享，华润得51％；

今后天水围发展计划及后期销售工作均由长实负责，费用由长实支付，等以后在收入中扣回。

此时，距政府规定的12年期限只剩下一半时间了。按该协议规定，完成这一浩大工程，风险完全由长实承担，而华润不用劳神费力，即可坐收渔利。很明显，风险大，收益也大。若能如期完成计划，则长实按协议售价，约可获利43亿港元。但据业内人士估计，将来实际获利数可能达到70亿港元。但是，如果不能如期完成工程，损失将会是十分惊人的。如此庞大的工程，仅用不到7年时间完成，大概惟有长实具备这个经验及实力。对此，李嘉诚有充分的自信。

果然，工程投入兴建后，进展神速，天水围大型屋村很快便矗立在人们面前。天水围大型屋村定名为嘉湖山庄，共建58幢住宅及商业楼宇，总楼面积1136万平方英尺。共有住宅单位16728个，可容纳6．5万人口，总投资63亿港元，分七期于1995年中完成。天水围屋村又一次创下了一项屋村新纪录，直到目前，天水围屋村仍然是香港最大的私人屋村。第一期发售的7幢，税后利润共计10。86亿港元，其中长实得6．23亿港元，华润得4．63亿港元。另外7幢，华润可赢得协议范围中的7．52亿港元利润。以后六期华润所分得的利润，完全等于是“额外”所得，而长实的利润所得，更是难以估计。这样华润与长实都得到了回报。比较符合现代企业合作中的双赢模式。李嘉诚的独具慧眼不仅为自己带来了财富，也让华润尝到了甜头。

3、用心良苦，延续财富神话

创业容易守业艰，白手起家容易，想要延续自己的财富神话难。李嘉诚深知这其中道理，他要打破“富不过二代”的神话。任何事业要有后继有人，并且在原来的基础上发扬光大，都需要培养人才，不仅要培养后人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培养他们做人的品格。

李嘉诚曾多次声称，他素来不主张重用古老的家族性统治，更看重西方公众公司的一套。公司首脑由董事股东选举产生，而非父传子承，这样方可保持活力。

在香港，曾有不少“二世祖”照样克绍箕裘。他们或浪子回头，奋发图强，或有负父训，落得一败涂地。作为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世家弟子，难免都会有纨绔之气。据接触过李家两公子泽钜、泽楷的人称，李家公子却毫无纨绔之气。不过，他们能否担当庞大基业的重任，就是其老爸李嘉诚也不敢下结论。

李超人是血肉之人，在接班人问题上，同样表现出“亲情难舍’。李嘉诚、庄月明夫妇，在接班人培养上，可谓煞费苦心，深谋远虑，而绝不溺爱。

温室里的幼苗是不能够茁壮成长的。他常带儿子去看外面的困难，领会人生的艰辛，带他们坐电车坐巴士，又跑到路边报纸摊，看那个一边卖报纸一边还在温习功课的小女孩，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求学态度。他希望两个儿子，从身边大众身上去接受、领悟人世的坎坷，去品味该如何去做人。

李泽楷在国外上大学时，李嘉诚前往探望那天下着雨，他远远看见一个年轻人背着大背囊，踏着自行车，在车辆之间左穿右插。李嘉诚心想，“这么太危险。”等到走近了，再看清楚一点，这才发现原来是泽楷。

当初，他送两兄弟到国外读书，李嘉诚没有打算给他们买汽车，只买了两辆自行车送给他们代步。自那次目睹险境后，他才放弃了这种磨炼儿子的方法。

李泽楷不满14岁赴北美读大学预备学校。同学不论出身富家或平民，皆有很强的独立意识。耳濡目染，李泽楷很快习惯了独立生存。父亲去看儿子，发现泽楷假日在网球场拾球赚钱。李嘉诚回港后对夫人庄月明高兴地说道：“泽楷学会勤工俭学，将来准有出息。”

李嘉诚谈起教子经验时说：“沙地里长出来的树，要拔起来，你说有多难呢?”

儿子在家时，每当星期天，李泽钜、李泽楷两兄弟必定会跟着父亲出海畅游。这已是多年的老习惯了，像一日三餐一样不可或缺。也许大家会感到奇怪，不就出海吗?人人都会，人人都去。但是，他们出海畅游的目的，在于他们要协力上演一幕“压轴好戏”。

据李嘉诚所言：“每次出海时，他们一定要听我讲话。我带着书本，是文言文那种，解释给他们听，然后问他们问题，我想，到今天他们亦未必能看得懂，但那些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经验和做人宗旨。”

有人说，传统文化与商业文化大相径庭，水火不相融。但成为商界巨子的李嘉诚，却能将这两者很好地融为一体。在香港这个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中，他体现出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传统美德，确实难能可贵。

做人跟做生意一样，李嘉诚有自己坚守的原则。他常对儿子讲：“有些生意，给多少钱让我赚，我都不赚……有些生意，已经知道是对人有害，就算社会允许做，我都不做。在滚滚红尘当中，可以辟一处地方安顿好自己的良心，身心亦较舒坦。

李嘉诚对儿子的培养，还不仅限于此。在泽钜、泽楷兄弟俩不满10岁时，李嘉诚就在长实会议室配有“专席”，让他的两位公子出席董事会议，接受最早的商业训练。

这件事，过了好多年后才被披露出来，不然当时就要被传媒炒得沸沸扬扬。有人不禁纳闷，不满10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其实，李嘉诚并不计较他们听懂了什么，重要的是让他们在商业氛围中受到熏陶。正如要培养一名音乐家，在襁褓时就要让他听曲子，造就一个航海家，在他学步之时就要让他到舢艇里颠簸一样。

李嘉诚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李嘉诚给儿子们的“最高指示”，是凡事要低调，不可大张旗鼓，大肆渲染。

当儿子们逐步有些业绩时，在一些适当的场合里，他也会做一些巧妙的安排，让他们曝光亮相。比如在1990年万博豪园推出预售之前，长实集团公司精心安排，让当时的集团执行董事李泽钜出现在媒体面前，接受两家杂志社的访问．但是在一些无关大局的场面里，他总不让儿子面对大众，以免树大招风，无助于其心理成长。

李嘉诚素以念旧著称，周千和因年老而退下来，但仍继续担任长实非执行董事，于是变相担当起了“太傅”的角色，以便世侄李泽钜好时时向他请教。

此时，周千和之子周年茂早已经是李氏的重臣了，他在李氏集团里，主要负责处理有关地产发展的问题。多年来他也是李泽钜的“指导员”，特别是在集团的重量级地产业务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