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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运筹帷幄目光远大者终成大事（第3页）

尽管至1993年2月，李泽钜已出任长实集团的副董事总经理，但身边仍有“师傅”与“指导员”在指导他的行为，而总司令李嘉诚仍稳稳地坐在决策者的位置上，并没有丝毫放权之意。

对于在和记大厦办公的李泽楷，李嘉诚由于“鞭长莫及”，只好放手让他打理卫视。尽管如此，他仍亲自担任卫星广播有限公司主席，对小儿子实行“遥控”。

李嘉诚再次对李泽楷重申“最高指示”——“凡事要保持低调。”但搞电视及大众传媒业，本身就是需要“曝光’的行业，因此要执行父命，确实令李泽楷颇费心机。

李泽钜、李泽楷兄弟二人，自出道以来，由于处事的“高姿态”而受到老父的责骂、教训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曾有一次，用来迎送贵宾的劳斯莱斯车，李泽钜受父亲交代，在车内装置一台镭射碟机，却由于差少许未做足一百分，而被训斥了两句。即使是对于这样的小事，李嘉诚依然毫不放过，足见其教子之严。

显然，李嘉诚一生培养和教导儿子的，与其说是经商的知识，还不如说是做人的学问。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做人乃是经商之本，只有首先务这个本，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商人。李嘉诚本人是一个儒商，他希望儿子以后也成为义利相兼、德才兼备的儒商。

4、改弦更张，化险为夷

物极必反，月盈则亏。当事物发展到极度旺盛的时候，必然要走下坡路。经商也是如此，一个行业发展到最高峰时，必然会呈现下滑的趋势。此时，如果拘泥守旧，不及时转换方向，必会导致处处碰壁。经商过程中，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把握时机，懂得取舍，向新的有发展潜力的行业发展。

当李嘉诚的塑胶花更上一层楼时，香港塑胶厂如雨后春笋，一时间蔚然成风。此时的塑胶花与“物以稀为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父亲李云经的教育感染和熏陶了李嘉诚，李嘉诚在经商时总是能够结合他学到的古代文化去思索自己所遇到的问题。

李嘉诚深知物极必反的规律，在经营塑胶花之前，他就能够高瞻远瞩，认识到塑胶花行业不会一直兴盛，他认为如果始终坚持以其为主打产品，定会让公司走向破产。

虽然塑胶花还是像刚盛行的时候那样漂亮，但是它的大量涌现已经让人们对其失去了兴趣。李嘉诚有着一定的英语功底，有阅读外国杂志的习惯，他从外国杂志中了解到，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一些家庭已经把塑胶花当做垃圾扔掉，塑胶花的需求量持续减少，导致市场上出现了产品积压的情况。

李嘉诚的推断又被证实是正确的，他同时也承认英语学习在他的创业之路上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他之所以能够紧跟意大利塑胶花的脚步开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塑胶花，以及从杂志上获悉塑胶花市场已有积压状况，不仅与他的深谋远虑有关，同样与他的英语阅读能力有关。可见，要想在商战中大展鸿图，还是得多学习一些东西，只有这样，看问题才会更加全面，更能及时捕捉商机，胜算才会更大。

这段时间，香港也出现了几次塑胶花产品积压现象，这与香港塑胶厂猛增导致的生产泛滥和欧美塑胶花市场的萎缩有着直接关系。

虽然长江公司没有因为市场上塑胶厂的频繁增加和产品过剩受到影响，但李嘉诚还是从中嗅到了危机。他知道自己不能挽回塑胶花的衰弱趋势，于是以一颗平常心看待这种现象，并无声无息地从这个使他成名的产业中撤出。

时间证明了他的选择是正确的。1960年，香港塑胶厂发展到近600家，到1968年，塑胶厂数量在1960年基础上翻了两番，竟达到1900家，到了1972年，则增至近3500家。很多厂家因为贪恋塑胶行业的利润，未能抽身而出结果一败涂地。

李嘉诚的明智之处还在于，他并没有立即从塑胶业中撤出。因为在当时，长江公司的塑胶产品经营状况仍然不错，每年都有很大的利润，他只是采取了未雨绸缪的办法。其实，在以后的十几年中，李嘉诚的塑胶产品在各个方面还是处于领先地位，这些资金积累无疑为他向其他方向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树立了信心．

日本名商松下幸之助说过：“一个高明的枪手，他的收枪速度往往比出枪还要快。”李嘉诚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枪手。

战国时越王勾践的得力助手范蠡、文仲助越灭吴后，文仲因贪恋富贵招致杀身之祸，而范蠡急流勇退，身名俱全。李嘉诚的行为有些像范蠡，只不过范蠡最终只是保全了自己，而李嘉诚却保全了整个长江公司。

逐渐从塑胶行业隐退的同时，李嘉诚开始了新的思索，他在思索着一个新的创业方向，并且开始四处寻找商机了。他相信，机会只属于敢于去寻找，发现它的人。此时的李嘉诚已经持有近亿元的流动资金。

在找寻的过程中，李嘉诚发现了一个在当时异常明显的现象，香港的人口仍在不断激增，由1950年的近200万人激升至20世纪50年代末的近300万人。人口的增多，最紧要的问题便是住房。另外，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写字楼、厂房、商铺的需求量也不断加大。

另外，香港面积虽小，却有不少山地。这种地理状况使得能够居住的面积更小，它的人口密度在世界上可名居前列，达到了每平方公里5000余人。

李嘉诚发现了这个绝妙的创业机会，他坚信，在香港经营房地产定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前景亦非常广阔。

除1958年在工业区的繁盛地段北角购地，筹建了一栋十来层的工业大厦，时隔两年，李嘉诚在新兴工业区柴湾又建起了工业大厦。这两栋大厦的兴建标志着李嘉诚正式向地产业进军，日后地产界又多了一位巨子。

李嘉诚的经商智慧更加突出，他敢于急流勇退，尽管当时从塑胶行业中还能够获利，但是他没有紧迫不放。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李嘉诚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尽管他不忍心放弃自己一手创办起来的塑胶产业，但大势如此，唯有顺应时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接着，他开始寻找商机。凭着特有的商业灵感，他嗅到了房地产这块肥肉。于是，他立即改弦更张，进军房地产。他不愧为一个公司的带头人。企业就是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船，李嘉诚便是长江公司这艘船的船长，是进是退，必须由他做出最终的决策。李嘉诚不负众望，带领着长江人将奔向另一个领域，取得其他行业的辉煌战果。

李嘉诚每逢做出商业决定前。总会先将其可能性研究得清清楚楚。善于未雨绸缪，是每一个成功的商人都应有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在如战场的商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5、遇到坏形势应该更冷静

李嘉诚认为，做生意一定要把握时局，没有相应的时局，就没有英雄的用武之地，当然，真正的英雄也应该能够驾驭时局。在这方面，李嘉诚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人不可能总是顺风顺水，每个人所处的形势都可能有好有坏，遇到好的形势应当更加清醒，而遇到坏的形势应当更加冷静。李嘉诚总是善于洞察天机，对自己看准的事志在必得。

从不居功、善待他人是李嘉诚一贯的作风。李嘉诚感激汇丰，汇丰也力助李嘉诚，事实正是如此，继收购和黄后，汇丰又助李氏开展了一系列的收购活动。

1985年，李嘉诚属下之和记黄埔，一举收购香港电灯公司的大部分款项都来自汇丰，汇丰银行再一次为李嘉诚财团充当了一个主要“供血者”的角色。

1987年9月，李嘉诚财团各上市公司联合供股集资103亿港元，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扩张收购活动。其中的供股集资项目，是由汇丰总行属下的获多利财务公司和美国万国宝通银行等协助包销的。

1988年10月，李嘉诚透过长江实业全面收购英资青洲英泥，再次得到了汇丰银行的支持，并由汇丰银行属下之获多利财务融资出面安排。

1989年，李嘉诚属下的和记黄埔之国际货柜筹措105亿元银团贷款，也是由汇丰银行出面组织得以实施的。汇丰银行因此成为李嘉诚财团一系列庞大的收购活动和集资活动的幕后资金雄厚的支持者。

不仅如此，李嘉诚与汇丰银行的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一直持续到今天，李嘉诚个人就持有汇丰银行的股份，并于1980年和1985年先后两次应汇丰银行之邀出任其董事局的副主席至今。李嘉诚属下的各大上市公司的主要往来银行也是汇丰银行，在长实系上市公司的年报中不难看出，长江实业主要往来银行是举世瞩目的汇丰银行、美国万国宝通银行、大通银行、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日本住友银行和法国百达利银行；和记黄埔的主要往来银行是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嘉宏国际和香港电灯的主要往来银行也都是汇丰银行。而得到汇丰银行大力支持的李嘉诚财团，也由此为汇丰银行提供了稳定的存款基础和众多的业务机会。

20世纪80年代末期，汇丰银行在幕前幕后支持扩张中的李嘉诚财团的基础上开始参股投资，其中特别引入注目的是1988年，汇丰银行投资巨额资金6．25亿港元，购入李嘉诚属下的和记黄埔之国际货柜5％的股权。跨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汇丰银行对李嘉诚财团的发展更具信心，再次表示愿意加盟其属下的如卫星电视等项目的长线投资。

其实，从20世纪60年代起，由各种不同原因引致部分英资财团开始调整远东投资战略，逐步在香港巨大经济实体的阵容中由强到弱乃至隐退；也有一部分曾经实力相当雄厚的在香港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英资财团，因为国际经济气候的骤变和经营决策中的部分失利导致财团经济严重亏损。鉴于这一系列伪因素，港英政府决定开始调整对本地华资的政策，对那些实力雄厚、经营管理出色的华资财团开始全力扶持，以求稳定香港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而港英政府的这种逐步重心转移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透过有半个中央银行功能，且在金融集团方面处于支配地位的汇丰银行实施的。

善于从经济发展中寻求原因，在客观环境中发现机会的李嘉诚，自然而然地发现了这个“天机”，也自然而然地不断深人与汇丰银行这层关系，并得以充分利用了这次“天机”。而港英政府和汇丰银行也以欣赏的目光，注视着这位在香港无人能出其有的精明的“过江猛龙”。于是，李嘉诚能够在最大限度上获得港英政府和汇丰银行的大力支持，是理所当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