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卫生室,女军医黝黑的假小子式的圆脸转过来,虎视耽耽地瞪我,命令我说:“把上衣脱掉。”我是慢性胃炎,她却检查了我的心肝肺,这儿听听,那儿摸摸,弄得我发痒,然后她满意地说,别处没什么大毛病。
给了药我要走,她说:“有空过来坐坐,别跟个大姑娘似的,那么爱脸红。”我一个大兵,竟给她说得从脸蛋红到脖子根上。
她的卫生室是驻地除了营部唯一的固定建筑,屋里烧得很热。这是工作的需要。我发现许多干部有事没事都爱往她的卫生室跑。我也很向往那间暖烘烘的板房,想过她那双黑亮的眼睛,可我再没去过她那里。因为我那时很懂得军规,营长说过——你们,没伤没病的,不准越过警戒线!
然而,我却恋爱了,竟悄悄地爱上了她。
这时,许浩来到了营部技术股。
我和许浩是同乡,又毕业于同一个学校,他比我晚一届,我俩自然成了好朋友。没人能看出我爱着女军医,包括许浩。一天夜里,许浩告诉我他爱上了杨晓松,我吓了一跳。虽然我没说什么,可从那时起我俩的关系就别别扭扭,有了耿介。
我很愚蠢。我那时没谈过恋爱,女人在我心目中十分圣洁,哪怕动一个小指头我也会认为是对圣洁的一种亵渎。更何况还有军规,还有营长的训示。
但我还算没有蠢到家。我觉得我不能再躲在屋里悄悄地傻想了,我应该表达点什么。一定要表达点哪怕一点意思。于是我红着脸站在了她的面前。
我笨拙地搓动双手,但仍然什么也说不出来。她抿着嘴笑,说:“你回去吧,想好了再来。”我站着不走。她又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那样的话,别人已对我说过不下一百遍了……”
我傻了眼。我立刻认为,我已经被拒绝。我还什么都没说就被拒绝了。我垂头丧气地朝回走,心里难过得直想大哭一抱。
我失恋了,那时我第一次尝到了失恋的滋味儿。
许浩很会讨女人喜欢。他善谈,说话幽默,在女军医面前有着数不清的小聪明。他经常送些小礼物给女军医,而这些小礼物又非常能迎合杨晓松的情趣儿。
他曾送给杨晓松一个五彩的泥娃娃,不倒翁式的,头上戴着一顶尖尖的高帽子,帽子上插着一束雪白的羽毛。胡子眉毛用棉花粘的,脸上涂着红蓝墨水儿,非常好看。不倒翁的表情恭顺又带着几分滑稽,两手垂在胸前作拱状,一副伏首听命的样子。不倒翁如何制成的我并不知道,但那羽毛是从我打到的一只雪鸡身上拔下的最漂亮的一束。他要了去,装饰在泥娃娃的顶盔上。也许,这件小礼物在大城市里算不得什么,可在这没有任何文化娱乐的雪山营地却是件了不得的工艺品。杨晓松一定很喜欢,她爱不释手才把它摆在了药品柜最醒目的地方。
我几乎第一眼就看出了它是谁的作品,因为我看到了那束我熟悉的白羽毛。我立刻又推想到药品柜上摆着的各种小玩意都出自许浩之手。
我很恼怒,可我又绝对没有发作的理由。只是——我当时心里非常悲凉。
我当时想的都是我这位情敌战友的缺点。他工作上并不如我有成就。他很自私,自己的小木箱从来锁着。技术股的战友无论谁家寄来好吃的东西都讲“共产”,他却私藏在箱子里,没人的时候独吞。现在看这算不得什么,在当时却是遭人恨的大毛病。他又懒,不爱做公务,技术股的人都不喜欢他。人可谓有得有失,他偏偏在那个方面能够捷足先登,取得别人望尘莫及的进展。
我嫉妒了,嫉妒得几乎发狂。
冲突终于酿成。我们冲突起来我才明白他也深深嫉妒着我。
我是党员,当时还是个芝麻大的小官党小组长。她是入党积极分子。于是她向我汇报过一次思想。不是我找她,而是她约的我。这种“工作”关系别人是不好指责的。
太阳已经落山,营地开过了晚饭,余下的时间可以自由活动了。我坐在女军医屋里的木凳上,守着火炉。她披件衣服坐在床边。她刚洗过头,乌黑发亮的头发披散着,我记得她当时的样子很随便。屋里有电灯,我们营地有自己的柴油发电机,发电到夜里十一点,按这儿的时差算也就是晚上九点的样子。
她锁了门,窗帘也拉严。我就心跳好一阵。
心跳是多余的,她这样做只表示她已休息或不再接待来人,这样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地谈,不受外界干扰。
我正襟危坐,那时很像个军人,把心态稳稳地调整到所谓思想交流的尺度上。我谈了我对她的看法,党小组别的成员对她的看法,大体上是优点缺点之类,那时讲究这些。我没说出她更多的差距,因我看不出来。没多久我说完了,这时才为说得太快直后悔。我觉得再坐下去不大合适了,站起,要走。
她说:“忙什么,再坐会儿。”她便开始一个个地询问起我对技术股的干事们的看法来,终于问到了许浩。
我说许浩不错,聪明能干。
她反问:“他能干吗?他也就会耍耍小聪明。”
我暗吃一惊。我没想到她会对许浩有看法。后来她说了许浩很多缺点,包括我认为的那些,还有我没想到的。她说许浩意识不好。那时说人意识不好是很厉害的用语,那等于说这个人品质不好,而且特指男女方面。她说她很讨厌他。
这时她埋下头,开始写她的日记,同时问:“你认为别人会怎样看你?”
她有边写日记边聊天的本事——我注意到她的日记本快用完了。
我说我这个人就会傻干。
她说,:“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太傲慢。”
我傲慢吗?我不接受。我说技术股从未有人说我傲慢。
她说:“你看你,现在我们个别谈话还端着个大架子,党小组长同志。”
我一下子就松懈下来,笑了笑。我也觉得自己总拔着个腰板也太严肃了。我坐得随便些,不知不觉就把风纪扣解开了两个,装作漫不经心地看了看她的宿舍。床,**叠得不那么整齐的棉被,床头的书,小柜,茶缸子,牙刷毛巾,还有她刚洗过的……哦,女人用品……屋子里弥漫着一种陌生的好闻气味儿……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坐在什么地方,而且天已相当晚了。我忽然就心慌起来,因我又看到垂挂的窗帘和门上的锁。天擦黑的时候它们是一个意义,而现在它们的确有着另一个意义。我不敢看她。我想我的脸肯定是红了。我推想她当时肯定在盯着我,我能想象出她当时的样子。
我站起来,窘迫地说:“我该走了。”“你敢——”她忽然说。我吓一跳。“我们的谈话还没结束呢,”她又缓和下来,说,“我不想吓唬你,你明白吗?”我茫然地点点头。她想了想扑哧一笑,说:“那天,你好像有话,没对我说,我已经等了快两个月了,你怎么还不来找我?”我支吾,有些窘。她挺神秘的样子说:“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我偷看了她一眼,她的眼睛睁得很大,一副天真的样儿。屋里的灯不很亮,灯光下,她的脸庞,她的眼睛,都很鲜润,显得十分受看。白天,她黑。那是强烈的紫外线照射的结果。现在却不,她的脸红扑扑的。
我只望一眼就垂下了头,牛一样憋住。我说什么,我怎么说,我的勇气都跑到哪儿去了?胸里砰砰地跳,我还是说不出口。我想我的脖子都憋粗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她笑了,说:“你可真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