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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5页）

他们走了一条跟别人截然相反的路，一切都是倒装的。

先轰轰烈烈，无所不为地把男人女人的关系推上了极端，又互不相让地打得头破血流，气喘吁吁，恶眼相对——之后却忽然和风细雨地谈起恋爱来。

这——是不是有点滑稽？

仿佛一切都在重新开始，只是拖着一条无形的谁也不肯轻易触及的旧尾巴。陈子刚说：“我们应该善于忘记。”

接触已有过好几次了。去过咖啡厅，音乐茶座，卡拉OK——安易不喜欢。于是选择了这里，绿意盎然的城郊。

陈子刚的豪气还在，时而也还恶毒，但他已不把那一股邪气对准女人，而是指向另一个方向。

陈子刚说：这个世界不公道，人的个性很难发展，“本事”这东西像稀泥一样并不值钱，而这一切——都因为缺少一种新的秩序。他说谁都愿意走一条最正规的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平平稳稳，合情合理。比如声誉、比如尊重，还有相应的地位、学术界的承认、公平的收入、好一点的生活……这都是对一个人人生价值的肯定。谁也不愿像婊子那样生活，用出卖自己的某一块来换取这些。但——这不可能，这起码非常困难。他说他在设计院应该算最有才气的设计师之一，他却饱受包括室主任在内几乎所有人的排斥和非议——安易丝毫也不怀疑这一点。

你懂得嫉妒吗？他说，技术人员间的嫉妒比女人间的嫉妒更可怕。我的室主任是个胖子，几乎和我一样高，心胸却比任何一个女人更狭窄。所有哪怕稍微重要一点的设计项目他决不会给我，而他自己却可以任意选择。这么多年我只能设计那些千篇一律毫无特色的纸盒子。我这个人天生喜欢创新，喜欢独到，喜欢与别人不同，搞那种设计我总觉得是在为我自己设计棺材。我那时的暴戾和变态跟我的处境是不无联系的，再走下去我只能闷死。后来我设计了立交桥。立交桥属城建设计，不是我们设计院的设计方向。我是投标打中的，在众多的设计者中独占鳌头。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在帮我。于是我得到了一次显示自己能力的机会。我没在乎收益不是我不想得到收益，而是因为我有着更大的目标。我成功了，一如你所见到的那样。我品尝到了自由创造的滋味儿，那时我简直像生活在天堂里。可惜它太短暂了，一晃就过去了。一个人在找到适合的空间再返回棺材里去生活是困难的，那无疑于自杀——这是我辞职的主要原因。立交桥设计的成功也招致设计院同仁的妒恨，他们指责我一贯不务正业，假公济私，沽名钓誉，这也逼迫我只能走另一条路。

安易在想，她以前对陈子刚的确不够了解。

她受了些感动。

陈子刚说：这条道路是没有保障的，要担很大风险。我放弃了职业，换来两个字：自由。自由的意义首先就是你一无所有。不吃别人的饭，别人就不再管你。我没有了上司，也没了任何的戒律，一切选择都取决于我自己。哈，就是这样。我说过家庭像一条绳索，那太小气，其实真正的绳索是我的那种单位，它几乎要把你勒死。绳索挣脱了，我忽然发现，我直接面对的，就是政府，是政府颁布的各种法令。我自信还算个聪明人，我决不会违背它们。不过，我们政府所颁布的各项法令总有不衔接的地方，或者说国家旨在建立新秩序的那些过度性法令总有不成熟之处，总有许多的灵活和变通，这就是空子。再加上执行法令的人在素养上的种种弱点，比如贪婪和愚蠢，这就造成了许多的机会。这样——我并不会犯错，拿回那些本来属于我的东西事实上并不困难，有时甚至比应得的还要更多些。你不要以为我说的仅仅是钱，我说过我最重视的是我的人格，是对我人品和才智的肯定。我不需要谁加封于我，但我要凭我自己把它建树起来。

安易从不喜欢听他高谈阔论。她只是明白了他已经找到了生存的办法，而且活得还不错。

安易去过他家，大概有个什么由头，她已记不清了。陈子刚的新家的确不错，筒子间变成了单元房，墙上贴了壁纸，地上铺着地毯，家具也焕然一新。安易原本担心他会非礼，其实多余了。陈子刚沏好咖啡放到她面前，之后就那么面对面坐着说话，并无任何不妥之举甚至没有表情上和语言上的暗示。

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位带乡下口音的中年男人，平头，穿着青布裤褂。来人望了安易一眼。陈子刚说：没关系，有事你就说吧。那人应了一声，省却主语问：通过了吗？陈子刚说：没问题。来人又问：啥时办手续？陈子刚说：手续已经全部办妥了。来人高兴起来，感叹地说：是吗，可真是快。陈子刚说：我不喜欢拖拉。来人试探：现在就能成交？陈子刚说：可以，一手交款，一手取货。来人又望了安易一眼。陈子刚笑了，说：没关系，这是我的正当收入。来人便拿出两个牛皮纸信封，厚厚的，放在桌上。陈子刚也取出两个信封，一个跟文件袋那样大，鼓鼓囊囊，另一个很小很平。图纸。批件。他说。来人小心翼翼放进黑提包里，千恩万谢告辞走了。

安易问：“那是什么？”

“钱。”他简洁地回答。

钱——工程师曾汝禺从未重视过。他有另一种生活观，说不上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他常常陷于自我矛盾，想把自己洗刷得清白，可又身不由己。他不愿扭悖别人，尽管这些“别人”的要求是相互割裂，不可共生的。他过着一种被动的生活，却从未思考过，这是否罪恶？

当大谷里雪雾弥漫，崖上的积雪栽斤斗般一个个翻下来的时候，他觉得他内心的什么东西坍塌了。

也许，这只是一种心情，一种忽然降临的情绪，搅得他内心寒冷彻骨，十分十分地不是滋味。

他想到“惩罚”、“报应”这样的字眼。

他脑子里乱混混的，眼前浮出战友许浩那张年轻的脸。那脸很大，几乎跟雪山一样大，又淡淡隐去。他的感觉很芜杂，那不仅仅是恐怖，它大于恐怖，他忽然意识到，他可能很罪孽。

思绪飘得遥远，他猛然就怀疑了他与小多的关系。

这是个毋庸置疑的问题，但他怀疑了。小多——他知道小多每时每刻都在思念他，她盼他盼得心焦，她无端地就会把自己的指尖掐得苍白，夜里会辗转反侧……他疑惑的是他自己。

他很自私，他实际上是在拖延，像温吞水一样拖拉着小多，参加着她的游戏，一步步把她引向感情的泥潭，深陷不能自拔。

他比小多年长近二十岁，就是说，当他在雪山闹恋爱的时候，小多还是个粉嫩的婴儿。当他在老多手下担刚进行第一座大型建筑设计的时候，扎羊角辫的小多正上小学。本来他可以拨正她，在她的面孔微汗之时，猛击一掌，把她推向开阔的天地——但他没有。在明明知道后果的情况下，仍伴陪着她亦步亦趋地走到今天。这不是晦暗心理在作怪？这不是一个成熟男子的伎俩吗？

他又不能放走小多。他牢牢记住了小多每每的样子——黑眼睛忽闪闪的，腮上浮着红云，肉质的唇张开，脸上汗津津……那时他们都沉浮在粉红色的海洋里，他不愿醒来，小多则像个迷途的羔羊那样身上所有的细胞都在突突跳跃……他真的不清醒吗？时而就觉得，他像个渔夫，把小多打在网里，看着她翻腾，却不愿把她放走，虽然他也知道那水很广阔。他很自私，因小多给他的所有感觉都太美好了，那已深深种在了他的肉里。

曾汝禺又无法摆脱他的家庭。家中教马列的李老师在做女人方面既古板又教条，她的性欲几乎枯竭，但要她放弃这个家是绝对不可能的。曾汝禺试探过，在他刚刚有所暗示时李老师就告诫他——没有那种前景，除非他们共同制造一起新闻，这起新闻中他们是当事者也是毁灭者。李老师说得平静而胸有成竹，过了些日子曾汝禺才意识到，李老师是个坚定的铁女人，她有铁一样的原则把他们的生活框定住，不允许有丝毫的改变。这不是因她专权，而是因她的绝望，她已把她的生命方式与这个家庭捆绑在一起了。在李老师做了子宫切除手术之后，她一反常态地表现出频繁的性渴求，仿佛出现了第二次青春。其实她在苦苦挣扎。她阅读了大量有关男女生理的书籍，她的床头也出现过滋补药品，她拼命地想挽救她几近死亡的情欲……其实曾汝禺是明白的，反复思考之后他认为，他没有理由剥夺她。

另一位就是设计院烧茶炉的女工，他们间居然没有间断过。茶炉女工叫刘淑芳，他永远承认那是个善良的女人，有着中国妇女几乎全部美德。在小多尚未毕业的那一大段日子里，在他从家庭中感受不到女人的气息而苦闷的时候，是刘淑芳填补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空白。她又是无私的，她要的仅仅是那一件事。刘淑芳的**说不上干瘪，但已有了许多条状的褶皱，松软的腹部也布满了花纹，那是多次生育留下的痕记。她个子不高，在人群里很普通，但——他们间在那方面却极为和谐，这很奇怪，他从未对她的性产生厌倦感，有时竟认为，她是女人中最好的。那个过程一向简洁。他去打水，刘淑芳难为情地看他一眼，低声说：下午你来吗？他每每都点点头。他默默走进她家小屋，窗帘是拉上的，床已铺好。用不着说话，她羞涩地笑笑，然后从容地帮他解衣。那个过程是奇妙的，那个过程里绝感觉不到他们的年龄。曾汝禺在她家最多呆半小时，然后走出来。刘淑芳默默把他到房门口，这时她脸上都是感激的笑容。

在与小多走近之后他的感受比过去复杂，走进小屋他有一种很原始的农村感，出来的时候却难以逃脱那种隐隐的自责。

在严酷的雪崩面前他突然就怀疑了——他的整个生活是否充满了罪恶？他是否索取得太多，超越了某种界限？他背负沉重，难于逃脱……他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这是神灵的启示，还是一种绵延遥远的恐怖效应？

冰冻的空气仿佛板结，把他们凝固在世界的中心。周围罩着一层厚厚的晶体。析过那层晶体，才能看见雪山、大谷、蓝天，看见他们遥远，更遥远的过去，看见迷蒙混沌的未来……

人们冰雕般不动，像一簇呆滞的群像。

本地汉子蹲在人群之外，他又在吃东西，从形影不离的皮口袋里掏出，用小刀割下，一小点一小点丢入口中，漫长地咀嚼。那双肉红色的小眼睛一翻一翻，仍盯着雪山的深处看，不过他已经变得安稳，不像雪崩发生前那样躁动。

此刻他的记忆仍在沼泽深处走，他记起了那个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