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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得之的通变之美（第2页）

纳一切细流，容纳一切尘

垢，仿佛住在高山上。

王国维认为，诗人的

“无我之境”，惟有在这种

静中得之。

原文的意思是，尽量使心灵的虚寂达到极点，使生活清静坚持不变。万物都一齐蓬勃生长，我从而考察其往复的道理。万物纷纷芸芸，各自返回它的本根。返回到它的本根就叫做清静，清静就叫做复归于生命。复归于生命就叫自然，认识了自然恒常的道理就叫做聪明，不认识自然恒常道理的则是轻妄举止，往往会出乱子和灾凶。认识自然恒常的道理的人是无所不包的，无所不包就会坦然公正，公正就能周全，周全才能符合自然的“道”，符合自然的道才能长久，终身不会遭到危险。

《道德经》是道家学说的核心经典和巅峰之作，据传是老子西出阳关时，为关令尹喜著《道德》二篇，该书尚虚无、无为。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陈国苦县厉乡人，“为周柱下史，睹周之衰，乃西出关。"反者，道之动每一件事，皆有其正反两面，老子认为：“反者，道之动。”事物到了“致虚极，守静笃”之后，动也就跟着来了。这种“动"，就是“变化”。什么事情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周全，或者某一个观念流行多年，时迁境移，已不合宜，并且流弊丛生，失其原意，这就需要懂得《大学》中“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道理了，告诉人们必须知道变通的哲理。因此，老子的思想与《易经》的思想是一样的，都在一个“变"字。

《易经》有五种学闻

《易经》中含有五种学问——“理、象、数、通、变”。“理”是哲学学问，《易经》每一个卦，背后皆有其哲学道理。“象”，一件事物，一个东西，都有它本身的现象。比如虚空，也有它的现象，空空洞涧，不可捉摸。每一种现象的发生，必须有其形成的哲学道理。而这“理"和“象"二者，也可以借数字符号来表达、整理，这便是“数”了。“理”、“象"、“数”是《易经》三个根本所在，只有将之透彻研究后，才知道“通”。只知“理"，不通“象”、“数”，或者只知“象"、“数"，不通“理”，都不行。只有样样深入，全部融会贯通，方能达“变"，方能洞烛先机，随时知变、适变、应变。只有知道变后，才能应变，这仅属下品境界。上品境界，是能变之先，即先天下将变时先变。等到事情已经迫在眉睫时才变，也恰恰只合于变通而已。老子对静与动的智慧和王国维点评的“人惟静中得之”与“由动之静时得之"的这番道理，也属于变通的一种。

棒素之美

王国维所言的优美，有着朴素之美。中华民族历来崇尚素朴的美，这种思想在《周易》中能找到其源头。

《履·初九》日：“素履往，无咎。”“素履"就是一种白色无文饰的鞋子。“素履往"，即穿着白色无文饰的鞋子走路，引申为以纯朴的人生态度踏上人生的旅程，所以是“无咎"。在《贲》卦讲的是文饰、美化问题。《贲》卦六爻从“贲其趾”开始到“贲其须"、“贲于丘园”，最后是《上九》的“白贲，无咎”。由最初的文饰、彩绘回归到素朴的“白贲”，体现了古人独特的审美心理。何为“白贲"，王弼的解释是：“处饰之终，饰终反素，故在其质素，不劳文饰而无咎也。”意思是说，贲饰是有过失的，作为对“贲”之极致的“饰终”的补救措施，则应当是剥落斑纹华彩而任其“质素”的“白贲”。由此可知“白贲"之要义所在，“白贲"不是不要文饰，而是“处饰之终，饰终反素，任其质素，而不劳文饰"，或者说，“白贲"是无须多饰的“质素美”、返朴归真的“朴素美”。

中国艺来豹意境

崇尚恬淡、素朴的审美心理对中国艺术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中国的诗以恬淡清纯为最高；中国的画，以水墨为色，可谓素朴之极，金碧山水遂遭湮没。宋朝以后的文人画大兴，从题材到形式到总体风格都以恬淡为贵。中国的小说，重白描；中国的戏曲，无布景，无换景，无繁琐道具，舞台上除了演员，别无他物，而大干世界尽在其中。中国艺术的意境讲究淡而有味、淡而有致，不求形式上的花哨、华艳，而求意境的隽永、深邃。

平淡素朴的色调在中国古建筑中也多有呈现。如江南的民居和一些园林、寺观，以洁白的粉墙、青灰瓦顶掩映在丛林翠竹、青山绿水之间，显得清新秀丽，甚至有的皇家建筑也在着意追求这种素朴淡雅的山林趣味，如康熙、乾隆时期的承德避暑山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此外，中国人的房屋建设，喜欢在正屋之旁用自然清新的园林点缀，这也是对平淡素朴艺术境界的追求。

我们不得不承认，素朴本色之所以容易引发中国人的审美情感，就在于它是一种积淀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中的生活方式与艺术理想，它排除了世俗功利、显赫权势、矫揉造作、扭捏作态，追求的是自然的和谐与本真，这种追求被视为一种与造化同功的精神境界，一种保持着天性与人性纯真的自然品质的含蓄之美。这也是中国人的感情曲线力度小、曲度大、平缓委婉的原因之一。这种感情的外化形态同素朴本色的感情内涵相适应，两者取得了“对位和弦”般的共鸣。

与时得之的优美与宏状

一部中国文学艺术史就是一部文学艺术的发展变迁史。

《易经》把宇宙变化的规律性和“天下之文”联系起来，强调“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系辞上》），这在中国文艺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代都有一些进步的思想家、艺术家强调文艺的生命在于发展变化，反对陈陈相因，泥古不化。中国文学不仅贵在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创新，其文学体裁也交相更替，形成一个时代具有一个时代之文学的独特文风。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开门见山地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诗人莫不是这样地继续着的。”

总而言之，王国维的“与时得之"的优美与宏伟的诗词，同《周易》中“与时偕行"的哲学观念是相吻合的。有此境界的诗人，写出来的诗词自然就彰显出壮美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