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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写之境火邻于理想（第1页）

所写之境火邻于理想

【词语】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语解

作者笔端所展现的境界，有通过想象虚构的，也有描写现实的，这正是理想与写实二派的区别所在。但是二者实际上很难分辨。因为大诗人所创造出来的境界必然合乎自然，所描写出来的境界必然近于理想。

创作要有造境，有写境

在这则词话里，王国维写得十分明白，那就是“造境"与“写境”之分，主要是由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所造成的。它们构成的材料虽然相同，都“必求之于自然”，然“造境"主要是由理想家按其主观理想虚构而成，而“写境”则主要是由写实家按其客观自然描写而成。换言之，“造境”是虚构之境，“写境”乃写实之境。由于这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而造成两种不同的境界，文艺就分成了理想与写实两大派。

与梁启超有关

王国维以艺术创作的方法将文艺分成造境与写境两种境界，理想与写实两大流派，这种分法与我国传统的“虚实”论有关，然而更主要的是王国维汲取了西方新的美学观念。这种新观念在当时文艺界已经成为常识。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影响巨大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就明确将小说分为“理想派”与“写实派"两种，且说，“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者也”。王国维关于“造境"与“写境"的思想，主要是受到了其他新观念乃至梁启超的影响。

梁启超和王国维关系密切。梁在王国维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他是王国维最贴近的，且“有造境、有写境"的“大诗人”。梁启超写有《读陆放翁集》的感慨诗四首，其中一首是：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

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

王国维认为，写实并非是照搬自然，依样葫芦，而是必须用先验的审美理想去扬弃生活中的“关系、限制之处”，加于提炼、改造，遵循自然规律，根植于客观世界。故在这则词话中，他强调“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像他这种将理想与现实统一于一体的写作手法，在古往今来的大诗人中也的确屡见不鲜。

远的不说，近如清人袁枚（1716—1797年），是当时影响甚大的诗人，其论诗标举“性灵”，力求摆脱传统。袁枚所作的诗明白晓畅，律度工整，以抒写个人性情为主。袁枚有首咏《马嵬》诗，由马嵬而想到白居易《长恨歌》，本为情理中事，但忽插入杜甫《石壕吏》对比，情趣横生：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马嵬即马嵬驿，在陕西兴平县西二十五里。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叛乱，唐玄宗由长安逃亡四川，途经此地，在随军将士的胁迫下，勒死了杨贵妃。

历来关于写嵬诗的内容不外是叹惋李、杨的爱情悲剧，或者讽刺女色误国、君王昏庸。而袁枚这首诗却能脱去前人窠臼，自辟蹊径，以其鲜明的思想感情与巧妙的艺术构思给读者以新的启示。袁枚这首诗的前两句单刀直入，以为《长恨歌》所描述、所叹息的是帝王的情爱，所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只是“虚无缥缈"中的太真仙子与失去所爱的帝王问的相思之苦，但这与现实中黎民百姓所经历的人生煎熬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在袁枚看来，人世间也有着无形的银河，硬将亲人拆散，迫使夫妻分离，值得令人为之一掬同情之泪。后两句借杜甫的《石壕吏》作跌宕，它写安史之乱中杜甫目睹差吏强行拉夫，迫使一对年迈的夫妇白首分离的情形，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民生疾苦，其现实意义远非白居易的《长恨歌》可比，而袁枚正在这一点上与杜甫颇有共鸣。

《长恨歌》所写的与《石壕吏》所反映的固然是同一时代的事情，然前者是帝王的悲欢离合，后者是平民的凄惨之状，诗人的同情显然在于后者。所以长生殿虽然是李、杨爱情的见证和催人泪下的地方，但诗人以为石壕村里平民夫妻之间生离死别的悲惨程度，决非长生殿中的帝妃可比。至此，历史与现实浑然一体，作者借古讽今，体恤百姓的用意隐然可见。

此诗作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袁枚赴陕西候补任官，途经马嵬驿时。他在《随园诗话》中说：“怀古诗乃一时与会所触，不如山经地志以详核为佳。”此诗正是“与会所触”的结果，它不仅体现了诗人丰富的联想，在不相关联的事物中找出其内在的联系；而且表现了诗人真挚的感情、鲜明的爱憎。全诗一气流走，直抒胸臆，自然灵妙，这正适合王国维所点评“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的写法。

袁枚另一首“性灵”诗

在此，我们来欣赏袁枚的《遣兴》，此诗形象地表达了“性灵”论诗的精髓：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

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多为绝妙词。

袁枚说，只要留意地去寻找诗的素材和诗的意境，便可发现诗在生活中，关键就在于心中要有“灵犀”，此处的“灵犀"是指人的真性情和创作的灵感。心有所感的人，不必取法前人，假借成言，便可发现客观世界的无穷诗意。

在这首诗中，袁枚已经涉及了诗歌创作中主客观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写作诗歌不仅要有外物的感召，从客观世界中去寻找诗意，而更重要的是诗人的心中要有真感情、真个性。这也就是袁枚所谓的“灵犀”。当写诗者具备了主观条件之后，又得借助于“夕阳芳草"等具体的物象，因为诗歌必须艺术地表现情志，要求形象鲜明、灵活、富有生气。这种见解，显然是符合诗歌创作的规律，这也是袁枚本人做诗的真切体会。袁枚不满当时考据家以学问代替感情，堆砌典故，甚至以考据入诗的风气，他要求创作者要基于自己的性情，在灵感冲动之时，通过活泼生动的语言形象地表现出来。

此诗题为“遣兴”，可见是诗人一时有感而作，似乎信手拈出，不加推敲，然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诗人的诗论主张，其本身就是一首清新可诵的“性灵"诗。

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凡作诗文者，宁如野马，不可如疲驴。”学者钱钟书在《谈艺录》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已非一日。自来诗话，无可伦比。”自王国维《人间词话》问世，这两本书可以堪称“中国国学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