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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姓名影响你的一生（第1页）

第二章姓名影响你的一生

一、姓名的源头

在原始社会的早期阶段，人们过着群居生活。他们以氏族为生产单位，共同劳作，共同分配。这时还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个人权益。部族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偶有交往，也都表现为整体性而非个体性。既然没有私人间的交际，当然也就没有区分个体的必要，人的自我意识仍然在沉沉地酣睡。这时首先出现的是氏族名，即“姓”的前身。

“姓”形成于母系社会阶段，所以我国的古姓多从“女”字旁，例如姜、姬、姚、姒、妫、妊、妃、好、嬴等。所谓姓，实际是群体名，是一部分具有血

缘关系的人的公名。姓也是社会交际的产物，它的作用是“明血缘”、“别婚姻”。《左传》中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国语》中也有“同姓不婚，恶不值也”的记载，意思是说，同姓的人一般都是血亲，而近亲结婚则会产生不良后代。“氏”是由“姓”衍生出来的分支，一个氏族分化出不同的支系，便有了不同的群体名——氏。氏的作用是区分贵贱的，是一定社会地位的标记。春秋战国时期，姓氏制度出现混乱，姓、氏逐渐合一。到了汉代，姓已基本确立，与

现在通用的姓大体相仿。

名与姓则不同，它的作用不是区分某一部分人，而是区分某一个人。这种个人的私名必然出现在氏族的公名之后。在原始社会晚期，人类社会已进入农耕文化，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氏族公共财产开始出现盈余。于是，在氏族内部出现了个人占有财富的现象，人的私有观念产生

了。这时，氏族首领首先从氏族群体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人格的独立。他们站在人类文明社会的门槛上，率先启用私名。在传说的天幕上，辉映着尧、舜、禹等英雄伟名的星光。人名的出现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象征。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阶级社会的产生，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际交往的层面不断扩大，人名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关于人名的产生，《说文解字》里有一段最为通俗的解说：“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事实的确如此。人在白天见面，可以通过形体、面貌相互识别；但是，如果在晚上邂逅，相互看不清楚，就只能通过自报名字来相互识别了。可见，人名的产生是社会交际的需要。后来，随着文化的发展，我国人名又逐渐被赋予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大大增强

了人名的审美价值，从而形成了洋洋大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名学。

人名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它的形式不断被完善，它的作用也被发挥到极致。现在，离开了人名，整个社会便无法运转。

二、古人的名与命名

“名字”一词，古今含义不尽相同。今人大都有名无字，“名字”只相当于古代的“名”，成了偏义复词。古人则有名有字，而且除了名、字以外，有些人还有号。

古人非常重视命名，《礼记·内则》记录了古时候的命名礼，那些繁文缛节实在令人咋舌。在婴儿生下三个月后，由其母和保姆抱见其父，其父握着婴儿的右手，给他取名。其母记下名字后再告诉师傅，由师傅再遍告家中的女眷。同时，其父要将婴儿的名字报告给地方长官，地方长官再遍告族中的男子，并记下婴儿出生的年月日而保存起来。然后，再通告闾史

，闾史详细地加以记录，一式二份，其中一份留存，另一份逐级上报，最后收藏在州伯的档案文件里。为什么在婴儿诞生三个月后才命名呢？原因很多，但主要是给父母一个充分考虑的时间。

古代人名最初比较朴素、简明，命名动机主要是为了区分人的个体，并不一定包含深意，所以从内容到形式都比较单纯。譬如商代帝王喜欢以天干命名，从商汤到商纣一共有31个王，都是用天干来命名的，如外丙、大甲、祖乙、盘庚、帝辛等。除了帝王以外，商代的贵族也有用天干命名的，在商代青铜器的铭文里保留了很多这样的人名，如父辛、父癸、虎父丁、弓父庚等。天干是用来记日的，以天干取名，大概是记录诞生的时间。

我国上古时期，民性质朴，民风粗犷，取名用字浅白直露，不尚文饰，正如《通志·氏族略》指出的那样，名字“以实不以文，故命名无义”。其实并非无义，只是意思简单而已。这时的命名，完全出于父母一时的感想，并没有更深的文化内涵。制定出来的名字大都局限于纪念意义，素材信手拈来，不加雕琢。例如春秋时期，晋成公落地时屁股上有一块黑斑，故取名“黑臀”；楚公子出生时胳膊上有一块黑记，故取名“黑肱”。秦始皇生于正月初一，故取名“政”（古代“政”与“正”通用）。据《孔子家语》载，孔子的儿子出世时，鲁昭公派人送来了一条鲤鱼，孔子感恩戴德，为了表示纪念，给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瞧，连孔夫子起的名字都是这样平凡。

从周代开始，中国的名字“始尚文焉”，即开始注意人名的文采。从此以后，古人取名用字，在风格上更加庄重、典雅，在形式上更加新颖、别致。尤其令人注目的是时代精神和社会时尚对人名的重大影响，人名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社会内容。譬如汉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生产力迅猛发展，经济高度繁荣，人们渴望建功立业，志存高远，气魄雄大。汉代人的名字充分体现了这种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有的表明报效国家的人生态度，如

孔安国、赵充国、于定国；有表露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景慕，如张禹、赵尧、陈汤；有的表示勇猛、顽强的尚武精神，如苏武、班彪、夏侯胜；有的表现气吞山河的豪迈气概，如孔奋、魏霸、法雄；有的表白卓然不群的道德情操，如曹操、董卓、庞德，等等。一切好字眼儿似乎都在汉代被用尽，后人只是重复而已。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狂热时期，随着佛学的广为普及，社会上掀起了一股以仙佛圣贤命名的**，不仅士族阶层趋之若鹜，就是民间百姓也乐此不疲。一时间，“金刚”、“力士”

、

“菩萨”、“罗汉”纷纷走入人名，善男信女更以名字中的“佛”味为荣。据统计，当时“僧”字的入名率仅次于“之”字，居第二位。嗣后，这种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人名一直不绝如缕，如唐代大诗人王维，字摩诘，“维摩诘”是菩萨名。到了辽、金、元三个王朝仙佛命名又一

度复兴，人名中的“观音”、“普贤”、“药师”、“老君”、“文殊”屡见不鲜，可视为魏晋遗风。起这类名字，一方面反映了佛教的深入，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父母的爱心，希望子女有神佛保佑，能趋吉避凶。这已经有期望的意思在里面了。

由于民族审美心理的影响，一些含义积极、祥和、美好的汉字，其入名率非常高。例如唐五代人喜欢以“彦”字命名，“彦”是指德才兼备的人。从唐末至宋初，史书中名字有“彦”字的人物多达145人，如彦超、彦英、彦章、彦成、彦卿等。又如明清时天津北塘人喜爱“胜”字，这一习惯源于嘉靖年间抵御倭寇侵略、保卫家乡的传统。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谚：“充丁必有胜，没胜不成勇。”所以在北塘人的名字里大都有“胜”

字，如张大胜、李得胜，王总胜、赵常胜等。

总之，时代精神的感召，社会时尚的渐染，民族心理的影响，使古代人名丰富多彩，审美价值不断提高。但也因此形成一些用字热点，为重名现象埋下了祸根。

古人在长期的命名实践中，不断摸索命名的基本规律，探讨命名的要诀。据《左传·桓公六年》记载，鲁国大夫申

曾总结出周代取名的五项原则，他说：”名有五：有信，有义

，有像，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像，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

”

“以名生为信”，就是以婴儿出生时的情景和生理特征为取名素材。例如卫公子黑背、楚公子黑

肱、晋成公黑臀；唐叔虞和鲁公子友的得名，也是因为出生时手掌纹路像“虞”字和“友”

字；郑庄公名叫寤生（“寤生”是“逆生”的意思），是因为其母武姜生他时难产。由于这种命名法真实地记录了婴儿出生的情景，所以称之为“信”。

“以德命为义”，是指父母在命名时要寄托某种期望，或表达某种感情。也就是说，名字中要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