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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姓名影响你的一生（第2页）

有较深的寓意。例如周太王希望他的孙子能昌盛周室，故取名为“昌”，姬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周文王又给他儿子取名为“发”，希望他将来能发兵诛纣，姬罚就是后来的周武王。

“以类命为像”，大约是以婴儿的体形外貌为根据，联想一个相似的实物形象为名。例如孔子生下来时头顶像附近的尼丘，中间低四周略高，故取名为丘，字仲尼。

“取于物为假”，“假”是借的意思，即借客观事物来取名。这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命名法。

“以类命为像”也是取于物，但要受婴儿实体的局限，故远没有这种命名法应用广泛。例如古人名中的孟轲、孔鲤、子路、司马耕等。

“取于父为类”，即根据婴儿与其父的某一共同点取名，或其父根据自己的情趣、爱好、特点来

给孩子命名。总之，名字的素材来自其父身上，故说“取于父”。例如鲁桓公姬允得子，恰好和他生日相同，于是就起名为“同”。

申所总结的这五种命名法，显然还很不完善，其中有些似是而非，不着边际。但在当时质朴无文的时代背景下，对古人命名活动确实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所以，直到汉代仍在沿用。

古人命名，除了上述方法外，还讲究“六避”，即命名时需要回避的六条原则。《左传·桓公六年》引申言：取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生，不以器币。

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牧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意思是说，周代讳死者之名，周天子、诸侯或者尊长死了，就不能再称说他们的名字了。这样，他们在生前取名时就要回避国名、官名、山川名、畜牲名和器币名。因为这些名称在社会生活中要经常使用，如果废弃不称，就会引起混乱和麻烦。

“不以国”，“以国则废名”，是指国君不能用本国的国名做名字。如果用国名为名，国君死了之

后就要废弃国名，而国名是周天子所命，不能轻易更换，所以在取名时必须加以回避。但别国的国名与本国无关，毋须废弃，因此仍可取用。

“不以官”，“以官则废职”，是说不能用官职名做名字。如果用官职名为名，国君一旦崩逝，就要

废弃这一官职或改换新官职名，这样容易造成官制紊乱。例如晋僖侯名叫司徒，为了避讳，不得不废除司徒一职；直到晋文公时才恢复这一官职，改称中军。

“不以山川”，“以山川则废主”，是说国君不能以所祭祀的山川名为名。古人有祭天地山川的习

俗，如果用祭祀的山川名为名，国君卒后就要改换山川名。例如汉文帝刘恒死后，改北岳恒山为常山。

“不以畜牲”，“以畜牲则废祀”。古人迷信鬼神，热衷于祭祀，而牛、羊、猪三牲或马、牛、羊、

鸡、狗、猪六畜是最主要的祭祀供品。如果国君以这些畜牲名为名，就不能再用它们来进行祭祀，所以在取名时必须予以回避。

“不以器币”，“以器币则废礼”。器指礼器，币指玉帛，都是祭祀时的用品。如果国君用器币

名做名字，他死后就要废弃相应的器物，从而影响祭祀等礼仪活动，故取名时也要回避。

以上五种规则主要是针对周天子和国君的，因为他们的名字避讳范围大，稍有不慎，便容易给国家造成重大影响。

至于取名时“不以隐疾”则是说不能涉及个人隐秘的疾病名称为名，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不祥，同时也是为了社交时的体面。

“五则”、“六避”是古人从命名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宗法社会的产物。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关注的不是命名的技巧，而是命名的禁忌；重视的不是人名本身，而是人名的应用。

“六避”原则已成为封建社会避讳的滥觞。周代以后，一方面命名的方法不断创新，另一方面避讳的条例也不断趋于严密。

三、古人的字与命字

古人除了有名外，一般还有字，例如孔丘字仲尼，诸葛亮字孔明，杜甫字子美，唐寅字伯虎，等等。字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周代，《礼记·檀弓》中说：“幼名，冠字，周道也。”所谓“幼名”，是说婴儿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取的名；所谓“冠字”，则是指孩子成年举行加冠礼时，由父兄的亲朋好友取的字。

根据古代的礼制，贵族男子20岁时要举行冠礼，贵族女子15岁时要举行笄礼，表示他们已经成人，可以结婚成家。取字是冠礼和笄礼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个人有了字，标志着他已经成为正式的社会成员，应该享受一定的权力，并履行一定的义务，所以古人非常重视这种成年礼

。周代的冠礼十分隆重，在宗庙里由父亲主持举行。行礼前先通过占卜选定日期和参加冠礼的来宾。行礼时先由来宾为冠者加三次冠（即用布巾将冠者束起的头发缠裹三次），同时说一些祝福的话。然后给冠者取字，并朗诵字辞。取字之后，冠者穿戴整齐，带上礼品，再去拜见国君、卿大夫和乡里中德高望重的人。从此，冠者带着自己的字步入社会，家庭多了一位成人，国君多了一位臣民。

字除了表示人已成年外，还有在社交场合代名的作用。《仪礼·士冠礼》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进入成年期的社会成员在社会上应当受到尊重，地位平等或低下的人就不能直呼其名，而只能称呼其字，形式上是“敬名”，实际上是敬人。对于古人名、字的这种社会分工，吕叔湘先生曾有一段妙论：“因为名要讳，所以名之外有字。名是正牌货色，不好随便动用；字是副牌，用来方便流通。正好像真古董不拿出去展览，用复制品代替。”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古人的字不是随便起的，而是在名的意思上敷演出来的，是对名的解释和补充。所以《白虎通·姓名篇》中说：“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字与名相为表里，名是瓤儿，字是皮，故字又称表字。

名与字在意义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比较明显，例如诸葛亮字孔明，明、亮同义；张衡字平子，平、衡同义；班固字孟坚，坚、固同义。有的则比较迂迥，例如司马耕字牛，牛、耕有关；岳飞字鹏举，鹏、飞有关；辛弃疾字幼安，无病则安。有的则比较隐晦，例如苏轼字子瞻，“轼”是车上的扶手，“瞻”是往远看，古人在车上往往凭轼而望，故瞻、轼也有联系；钱谦益字受之，名字出自《尚书》“谦受益”。针对名、字之间的语义联系，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概括为“名以正体，字以表德”。所谓“正体”，就是确定内涵；所谓“表德”，就是展示外延。也就是说，字是用来表示取名用意的。

关于取字的方法，古人有“五体”、“六例”的说法。所谓“五体”是指同训、对文、连类、辨物、指实，说的是名与字在语义上的五种联系。所谓“六例”，是指通作、辨讹、合声、转语、发声、并称，说的是名与字在音、形上的联系。实际上，古人命字的方法非常多，远不止这几种，后人通过研究，又不断有所增补。

古人的命字法花样繁多，在使用上也很有讲究。古人出生之后先有了名，成人之后又有了字，可见名是自然生命的代号，而字则是社会生命的代号。我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封建社会的人际

关系更是等级森严。人进入社交领域之后，必须恪守严格的等级制度，不能稍加逾越。人的称谓也反映着这种等级关系，称名或称字已不是一件小事，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一般来说，人自称时要称名，表示谦逊，长辈对晚辈、师长对弟子、地位高的人对地位低的人也可称其名，表示一种随便或轻慢的态度。相反，称字则表示礼貌，不能用于自称，但可用于平辈之间的互称；晚辈对长辈、地位低的人对地位高的人必须尊称其字，以表示尊重，这就是字的“敬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