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段凛戈说,手指轻轻地在淤青的边缘比了一下,没有碰,“他昨晚就这样了,还说要一个人送你去广州。”
顾怀琛看着林惊羽,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愧疚,不是感激,而是某种敬意。那敬意是沉甸甸的,像一块石头压在他的眼神里。
“林先生,”顾怀琛说,声音比平时郑重了许多,“我们歇一个时辰。你的伤需要处理一下。”
林惊羽看了段凛戈一眼,段凛戈的眼神不容拒绝。那双眼睛里没有商量的余地,只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
“好。”他说,“一个时辰。”
段凛戈从包袱里翻出一条布带,布带是白色的棉布,叠得整整齐齐,像是事先准备好的。他又从路边找了几根直溜的树枝,用小刀削成条,长短不一,比了比,挑了三根长度合适的,垫在林惊羽的肋骨处,用布带缠紧。他的动作很轻,轻得像在包扎一件瓷器,但每缠一圈,林惊羽的眉头就皱一下,咬着牙,牙关紧咬,腮帮子上的肌肉鼓起来。
“忍一下。”段凛戈说,把布带打了个结,结打在侧面,不让它硌着伤处,“好了。”
林惊羽靠着石头,闭着眼睛,大口大口地喘气。每一次呼吸都带着一声细微的嘶声,像风从门缝里挤进来。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他的脸上,光影斑驳,像一幅被打碎了的画。
段凛戈在他旁边坐下来,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轻轻按着。拇指在肩头的肌肉上缓缓地画着圈,像是在揉一块被揉过了无数次的面团。
顾怀琛坐在对面,从皮箱里拿出一张地图,展开来看。地图是手绘的,纸页发黄,边缘有些卷,上面用红蓝铅笔标出了路线和关卡。他看得很仔细,目光从一条线移到另一条线,嘴唇微微动着,像是在默记。
“从这里到广州,还有大约两天的路程。”顾怀琛说,“如果走大路,快一些,但容易遇到关卡。如果走山路,慢一些,但安全。”
“走山路。”林惊羽睁开眼睛,声音有些虚,虚得像一根快要断了的弦,“不能冒险。”
顾怀琛点了点头,把地图收起来,折好,塞进皮箱的夹层里。
“林先生,段先生,”顾怀琛忽然说,声音不高不低,像是在说一件很认真的事,“多谢你们。这趟路,如果不是你们,我一个人走不了。”
段凛戈没有接话。他的目光落在远处的山脊上,像是在看什么很远很远的东西。林惊羽也没有。
顾怀琛看着他们,笑了一下。那笑容有些苦涩,苦涩得像一杯放了三天的茶。嘴角的弧度不大,但眼底有一种很深的、说不清的东西。
“我知道你们不是为我来的。”他说,“但我还是谢谢你们。”
一个时辰后,三个人继续上路。
林惊羽的伤被固定住了,走起来没那么疼了,但还是很慢。他的步伐比上午小了许多,每一步都像是量过的,不敢迈大。段凛戈走在他身边,时不时扶他一把,有时候直接揽着他的腰,让他靠着自己走。段凛戈的手臂很有力,箍在腰上像一条温暖的带子。
顾怀琛走在后面,提着皮箱,目光警觉地扫视着四周。他的头微微转动,像一只警觉的猫头鹰,每一个方向都不放过。他的手一直插在裤兜里,指尖碰着那把小刀——是林惊羽给他的,说是万一出了事可以用来自卫。
傍晚的时候,他们到了一个村子。村子不大,只有十几户人家,土墙灰瓦,炊烟从烟囱里袅袅地升起来,在暮色中像一根根白色的柱子。村口有一家小客栈,门板已经斑驳了,红漆剥落了大半,露出下面灰白色的木头,但还开着。门口挂着一盏灯笼,灯笼纸破了两个洞,风从洞里钻进去,吹得烛火忽明忽暗。
段凛戈走进去,要了一间房。
老板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脸上有雀斑,头发用一根木簪别着,系着一条蓝布围裙。她看了他们三个男人一眼,目光在林惊苍白的脸上停了一瞬,没有多问,从墙上取下一把钥匙递过来。
“一间房,三个人?”她问。
“挤一挤。”段凛戈说。
老板娘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没有好奇,没有探究,只有一种见惯了各色人等的淡然。她收了钱,转身走了,布鞋踩在木地板上,发出笃笃的声响。
房间不大,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床是木板床,铺着一层薄薄的褥子,褥子洗得发白,边角处磨出了毛边。桌上放着一只粗陶茶壶和两只倒扣的茶杯,茶壶嘴缺了一小块。墙上糊着发黄的报纸,报纸上印着三年前的旧闻。
段凛戈把床让给了林惊羽,自己和顾怀琛打地铺。他从包袱里翻出一件旧衣服铺在地上,又从柜子里找出一床薄被,叠成两半,一半垫一半盖。
林惊羽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墙角一直延伸到房梁,像一道伤疤。裂缝的边缘有深褐色的水渍,像是一幅抽象的地图。油灯的光在裂缝上跳动,忽明忽暗,像有什么东西在裂缝里游动。
“段凛戈。”他叫了一声。
“嗯。”段凛戈的声音从地铺上传来,带着一点沙哑。
“你说,我们到了广州,把顾先生交出去,是不是就结束了?”
段凛戈躺在地铺上,侧过身,看着床上的林惊羽。油灯的光从侧面照过来,把他的脸分成明暗两半。他的眼睛在暗处亮着,像两颗被擦亮了的石子。
“你想结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