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们的面馆。
还没有招牌,还没有桌子,还没有客人。
但它已经是了。
第二天,段凛戈去街上买了一桶黑漆和一支笔。黑漆的罐子上落了一层灰,老板说放了三年了,便宜卖。段凛戈不在乎,拎着罐子回来,一路上黑漆在桶里晃荡,发出咕咚咕咚的声响。
“你要干什么?”林惊羽问。
“写招牌。”
段凛戈搬了把椅子,站在门口,用笔蘸了黑漆,在一块旧木板上写下了两个字。
桂花。
他的字不算好看,但很用力,一笔一划都像是刻进去的。黑漆在木板上晕开,有些地方浓,有些地方淡,但“桂花”两个字清清楚楚,像两个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人,湿淋淋地站在那儿。
林惊羽站在下面,仰头看着那块招牌。阳光从巷子上方照下来,落在“桂花”两个字上,黑漆反着光,亮晶晶的,像碎银子洒在上面。
“怎么样?”段凛戈从椅子上跳下来,站在他旁边。落地的时候椅子晃了一下,他伸手扶住,稳了。
“还行。”林惊羽说,“比我写的好看。”
“你写一个试试。”
林惊羽接过笔,在“桂花”旁边加了四个小字——“太甜了”。那四个字写得小,秀气,像一个人踮着脚尖在旁边偷偷说话。
段凛戈看着那四个字,笑了。
“你不是说客人会觉得老板脑子有病吗?”
“你不是老板。”林惊羽把笔还给他,“你是煮面的。我是拉琴的。咱们都是伙计。”
“那谁是老板?”
林惊羽想了想:“玉兰。他是老板,我们在他的茶馆里打工。”
段凛戈笑出了声,笑声在巷子里回荡,惊起了屋檐上的一只麻雀。麻雀扑棱着翅膀飞走了,落在对面屋顶上,歪着头看他们。
面馆开张那天,没有一个客人。
林惊羽和段凛戈从早上等到晚上,煮了三锅面,倒掉了三锅面。第一锅面煮得太烂,筷子夹不起来;第二锅面煮得太硬,咬在嘴里像橡皮筋;第三锅面终于好了,但没人来吃。面条在碗里慢慢坨掉,变成一团没有骨头的泥。
门口经过的人不少,但往里看一眼就走了。有的人嫌地方小,有的人嫌位置偏,还有的人看见“太甜了”三个字,摇摇头走了。一个中年女人牵着孩子路过,孩子往里看了一眼,女人把孩子的手拽紧,加快了脚步。
“是不是不该写那三个字?”段凛戈看着第四锅坨掉的面,皱了皱眉。眉头皱起来的时候,眉心那道竖纹又深了一些,像刀刻的。
“不是。”林惊羽坐在门口,手里抱着那把胡琴,没有拉,“是没人知道这里开了面馆。”
他想了想,把胡琴架在腿上,拉了一首曲子。
不是《夜深沉》,不是《霸王别姬》,而是一首江南的小调,轻快的,活泼的,像春天的小溪流,像风吹过麦田,像清晨的露水从叶子上滚下来。琴声从巷子里飘出去,飘到街上,飘进路人的耳朵里。有几个人的脚步慢了下来,脖子转了转,朝着巷子的方向望了望。
有人停下脚步,往巷子里看了一眼。
是一个穿着工装的年轻男人,三十来岁,脸圆圆的,看起来很和善。工装上沾着机油,指甲缝里也是黑的,一看就是在工厂里干活的人。他站在巷口听了一会儿,然后走了进来。脚步不快不慢,像他这个人一样,稳当。
“老板,来碗面。”他说的是国语,带着浓重的广东口音。
段凛戈愣了一下,然后快步走进厨房,点火烧水。他点火的动作比打仗还利索,火柴一划,火苗蹿起来,映红了他的半张脸。
林惊羽的琴声没有停,但他笑了。嘴角弯起来的弧度不大,但眼里的光藏不住。
第一碗面,卖给了第一个走进巷子的客人。
面端上来的时候,年轻男人吃了一口,竖起大拇指。面条在嘴里嚼了两下,他闭了一下眼睛,像是在认真地品。
“好食!”他说,“比中环的茶餐厅好食!”
段凛戈站在旁边,看着客人吃面,表情比指挥一场战役还紧张。他的手指不自觉地攥着围裙的边缘,指节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