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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马福堂和马在田（第4页）

他是随土改复查工作组回来的。组织上经过调查，认为他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本人历史清楚，参加革命后表现良好，决定不予追究家庭出身问题，分配他回通江县工作。他主动要求参加沙溪这边的土改复查，组织上批准了。

他穿着灰布干部服，胸口的口袋里插着钢笔，手里提着一卷行李，从广纳场走回马家坡。走到利济桥上的时候，他停下来，扶着桥栏，望着桥下的河水。河水哗哗流着，和他小时候听到的一模一样。桥上的青条石被风雨侵蚀得斑驳了，桥头的石碑上，“利济桥”三个字还清清楚楚。他想起小时候，王明达穿着蓝布长衫，站在桥上，望着河水。王明达是王坪的读书人，修了这座桥。他那时候觉得王明达是傻的——把自己家的田卖了修桥，图啥子？现在他站在这座桥上，忽然明白了。有些东西，比田值钱。

他走过桥，沿着沙溪河往上走。田里的稻子收了，只剩下一茬一茬的稻桩子。有人在田里翻土，锄头举起来，落下去。他认出那是王老三——当年借过他爹三斗苞谷、五亩水田抵了债的王老三。王老三也认出了他，锄头停在半空。两个人隔着田埂对视了一会儿。

“三叔。”马向东叫了一声。

王老三把锄头放下，手在衣襟上擦了擦，不知道该不该应。他看了马向东半天——看着他身上的干部服，看着他胸口口袋里的钢笔，看着他被太阳晒黑的脸。

“在田回来了？”他的声音小心翼翼的。

“回来了。”

王老三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他拿起锄头，继续翻土。锄头举起来，落下去，一下一下的。马向东站在田埂上，看了一会儿，继续往前走。

他走到马家坡山脚下那间破屋前的时候，天快黑了。

潘氏蹲在门口烧饭。三块石头支着锅，锅里煮着苞谷糊糊。炊烟升起来，在暮色里散开。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见一个穿干部服的年轻人站在暮色里。她的眼睛花了，看了半天没认出来。

“娘。”

潘氏的树枝从手里掉下来。她站起来，手在围裙上擦着，擦了又擦。她走到马向东面前，仰着头看他。他高了，黑了，壮了。她伸出手，摸着他的脸。手在发抖。

“在田……你回来了……”

马向东跪下来，额头碰在地上。“娘，儿子不孝。”

潘氏把他拉起来，拉着他的手，拉进破屋里。马福堂蹲在墙角，正在编竹筐——他现在靠编竹筐卖钱换粮。竹篾在他手里翻飞，编得密密实实的。他看见儿子进来，手停了。竹篾从他手里滑落，散了一地。

父子俩隔着破屋对视。一个蹲着，一个站着。一个穿着补丁衣裳，一个穿着干部服。

“爹。”马向东叫了一声。

马福堂的嘴唇动了动。他想站起来，腿蹲麻了，站了两下没站起来。马向东走过去，把他扶起来。他的手握在爹的胳膊上——爹的胳膊瘦了，以前是圆滚滚的，现在皮包着骨头。马福堂感觉到儿子的手——又大又热，像当年他送儿子去成都时握过的那只手，但更有力了。

“在田……”他的声音沙哑了。“你当的是共产党的官？”

“是。”

“好。”马福堂点了点头。他忽然笑了——不是以前那种笑眯眯的、眼睛眯成两条缝的笑，是一种说不清的笑。嘴角扯起来，扯到一半就扯不动了。“好。比我有出息。”

那天晚上，一家三口坐在破屋里，围着三块石头支起的锅，吃了一顿苞谷糊糊。糊糊很稀，能照见人影。马向东端着碗，一口一口喝。潘氏把锅底稠的那部分舀到他碗里，他拨回去。拨了三次，最后是马福堂把那勺稠的接过来，分成了三份，一人一份。

“吃。”他说。声音很低。“一家人，莫分你我。”

马向东低下头，把苞谷糊糊喝了。糊糊从喉咙里滑下去，热热的，咸咸的——是他的眼泪掉进了碗里。

【九】

马向东在马家坡待了半个月。

他白天跟着工作组挨家挨户走访，晚上回到破屋里，帮爹编竹筐。他的手握惯了枪和笔，编竹筐笨得很，竹篾老是断。马福堂坐在旁边，手把手教他。父子俩的手碰在一起——一双老手，一双年轻的手，都是马家的手，骨节都粗，指甲都短。

“竹篾要顺着纹路走。逆着纹路，一掰就断。”马福堂的声音很低，像竹篾摩擦的声音。

马向东顺着纹路慢慢地弯，竹篾弯成了一道弧，没有断。

“爹，我小时候，你咋个不教我编竹筐？”

马福堂的手停了。他望着手里的竹篾，望了很久。

“我那时候想，我儿子是要当大官的，不用学这个。”

父子俩都不说话了。破屋里只有竹篾摩擦的沙沙声。月光从墙缝里漏进来，照在父子俩身上。

半个月后，马向东要回县城了。

临走那天早晨，他跪在爹娘面前，磕了三个头。潘氏拉着他的手不放，眼泪滴在他手背上。马福堂蹲在门口，没有说话，手里的竹筐编了一半，竹篾垂在地上。

“爹，娘，我会常回来看你们。”

马福堂点了点头。马向东站起来，转身往外走。走了几步，马福堂忽然叫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