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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王明远二三事（第1页）

【一】

王明远是沙溪嘴第一个进过保定军校的人。

他是王坪的人。王坪是沙溪河上游的一个坝子，地势比马家坡平坦，田土比马家坡肥沃。王姓在那边是大姓，聚族而居，沿河两岸都是王家的田产。王明远的爹是清末的贡生，在沙溪嘴一带算是头一个读书人。他从小就把儿子往仕途上送——先读私塾，后进通江县立高等小学堂，再后来考上了四川陆军小学堂。从陆军小学堂毕业，又被选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那是光绪末年的事。

王明远离家去保定那天，他爹拄着拐杖送到沙溪嘴码头。老爷子穿着洗得发白的竹布长衫，站在码头的石阶上，望着儿子的船渐渐远去。柏木船顺流而下，船头上站着王明远，穿着新发的军装，腰板挺得笔直。他没有回头。老爷子也没有招手。两个男人，一个在岸上，一个在船上，隔着越来越宽的河水，谁也不肯先低头。

船转过河湾，看不见了。老爷子还站在码头上。河风吹过来，把他花白的胡子吹得飘起来。他拄着拐杖的手在发抖。旁边的长工说，老爷，回吧。老爷子没有说话，转过身，一步一步走上石阶。拐杖点在石阶上，笃、笃、笃，像敲在人心上。

那是王明远这辈子最后一次见他爹。他在保定待了三年，学步兵科。三年里，他只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信上只有八个字：“儿安，勿念。明远叩。”他爹收到信，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最后把信折好，压在枕头底下。每天睡觉前拿出来看一看，看完了又折好，放回去。直到死的那天，那封信还压在枕头底下。

民国元年，王明远从保定军校毕业。他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南方，加入了革命党。那时候革命党正在酝酿二次革命，要讨伐袁世凯。王明远被派回四川，联络旧友，组织武装。

他在成都待了半年。半年里他做了很多事——联络同志、筹集经费、秘密运送武器。他化装成商人，戴着礼帽，穿着长衫，在茶馆里跟人接头。他把手枪藏在茶叶罐里，把子弹藏在米袋里，从成都运到广元，再从广元运回通江。他在通江县城外的关帝庙里秘密训练了一支队伍，三十多个人，十几条枪。他给这支队伍取了个名字，叫“川北讨袁军独立支队”。他是支队长。

民国二年夏天，他接到命令——刺杀袁世凯派驻四川的大将胡景翼。

刺杀的地点在成都少城公园。胡景翼那天要在公园里的鹤鸣茶社宴请四川各界士绅，以示袁大总统的恩威。王明远带着两个人，提前三天潜入成都，在鹤鸣茶社对面的旅馆里租了一间房，窗户正对着茶社的大门。他们三个人轮流趴在窗口，用望远镜观察茶社的布局——胡景翼的座位安排在二楼临窗的位置，正对着公园的荷花池。荷花池对面有一排柳树，柳树后面是一道矮墙，翻过墙就是一条小巷。那是撤退的路线。

行动那天是阴天。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王明远把驳壳枪别在腰里，外面罩了一件灰布长衫。他走到鹤鸣茶社对面的柳树下，点了一根纸烟。他的手很稳，纸烟夹在指间，烟灰积了很长一截，不掉。

胡景翼的汽车到了。先是摩托车队开道，然后是黑色轿车，最后是一卡车的卫兵。轿车停在茶社门口，车门打开，胡景翼从车里出来。他穿着黄呢子军装，胸前挂着勋章，肚子很大，皮带系在肚子下面，像勒着一个西瓜。他的脸圆滚滚的，红光满面，跟旁边点头哈腰的士绅们拱手寒暄。

王明远把纸烟扔在地上，用脚踩灭。他的手伸进长衫里，握住了枪柄。枪柄被他的体温捂热了。

他朝茶社走去。

走到离胡景翼还有二十步的时候，他被人拦住了。是胡景翼的副官，一个精瘦的中年人，穿着笔挺的军装，手按在腰间的枪套上。他看着王明远，眼睛像鹰。

“你是做什么的？”

王明远看着他，没有回答。他的手在长衫底下，食指搭在扳机上。

就在这时候，茶社二楼的窗户里突然伸出一杆枪。枪响了。不是王明远的枪，是另一把枪——是埋伏在二楼的那个同志提前动手了。子弹打在胡景翼的肩膀上，他肥胖的身子晃了晃，像一堵被撞了一下的墙，但没有倒。卫兵们蜂拥而上，把他推进了茶社。枪声像炒豆子一样响起来，副官拔出枪，朝二楼射击。

王明远拔出驳壳枪，朝副官开了一枪。副官捂着胸口倒下去，手枪摔出去老远，在地上转了两圈。王明远朝茶社门口冲过去，迎面撞上两个卫兵。他开了两枪，一个卫兵倒下了，另一个躲到了石狮子后面。他冲到茶社门口的时候，二楼的那个同志从窗户里跳下来，摔在石板地上，腿断了，骨头从裤腿里戳出来，白森森的。他还在朝茶社里射击，一枪一枪，直到子弹打完。然后卫兵们冲出来，十几把刺刀同时捅进了他的身体。

王明远跑了。他翻过柳树后面的矮墙，钻进小巷里。身后是枪声、哨子声、卫兵追赶的脚步声。他在小巷里拐来拐去，像一只被猎狗追赶的野兔。跑到一条死巷里的时候，前面是一堵两人高的墙。他把驳壳枪咬在嘴里，双手扒住墙头，翻身而过。墙那边是一个猪圈，一头大肥猪被他惊得嗷嗷叫。他趴在猪圈里，猪粪和泥浆浸透了他的长衫。他把脸埋在臂弯里，听见墙那边的脚步声跑过去了，越来越远。

他在猪圈里趴到天黑。

刺杀失败了。胡景翼只受了轻伤，肩膀上缝了七针，第二天就继续办公了。但四川的报纸把这件事登了出来，标题是“乱党刺杀胡将军未遂”。报上还登了那个跳楼的同志的照片——他被刺刀捅成了蜂窝，躺在地上，眼睛还睁着。王明远在报上看到了那张照片。他把报纸折好，压在枕头底下。每天睡觉前拿出来看一看，看完了又折好，放回去。像他爹对待他写的那封信一样。

民国二年秋天，王明远回到沙溪嘴。

他没有穿军装，穿着一件庄稼人的短褂，挑着一担行李，从广纳场走回王坪。走到沙溪嘴码头的时候，他停下来，望着河水发了一会儿呆。河水还是那样流着，和他离家去保定的时候一模一样。码头上的石阶被河水冲刷得更光滑了，上面长满了青苔。他多当年站过的那个位置，青苔已经长得很厚了。

他多已经死了三年。死在辛亥革命那年秋天，死的时候王明远在保定，没有回来奔丧。家里人把他爹埋在王坪背后的山坡上，坟前立了一块碑，碑上的字是他多生前自己写的——“清贡生王公讳文渊之墓”。王明远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磕完了，他没有起来，跪在坟前很久。

“爹，我回来了。”他的声音很低，低得只有坟前的草能听见。“我没有当上官。也没有做成大事。你白供我读书了。”

风吹过山坡，把坟前的草吹得沙沙响。没有人回答他。

【二】

王明远回到王坪以后，组建了一支“精选队”。

说是精选队，其实就是民团。他把王坪和周围几个村子的青壮年组织起来，挑了三十多个身强力壮、胆子大的，编成一个队。他把在保定军校学到的本事教给他们——列队、射击、格斗、斥候侦察。训练场地就在沙溪河边的河滩上。每天天不亮，河滩上就响起他吹的哨子声。哨声尖锐刺耳，把芦苇荡里的水鸟惊得扑棱棱飞起来。

精选队的人被他练得叫苦连天。他让他们在河滩上跑步，鹅卵石硌脚，跑得脚板全是血泡。他让他们趴在泥水里练瞄准，一趴就是一个时辰，蚊子叮在脸上也不准动。他让他们练拼刺刀，木棍对木棍，打断了十几根。有人说他比国民党的军官还狠，他听见了，说了一句：“现在狠，是为了打仗的时候不丢命。”

精选队的名声很快传开了。那年月，川北匪患严重，经常有土匪从大巴山里窜出来，抢粮抢钱抢女人。周围的村子都遭过匪祸，只有王坪安然无恙。因为王明远的精选队守在沙溪河边，土匪几次想渡河，都被打了回去。有一次土匪半夜摸过来，精选队在河边埋伏，一排枪放出去，打翻了三个土匪。其余的土匪掉头就跑，连滚带爬逃回了山里。从那以后，土匪再没敢打过王坪的主意。

但王明远的名声也招来了麻烦。

民国四年，川军一个营路过沙溪嘴，驻防在广纳场。营长叫刘占彪，是个大老粗，满脸横肉，说话瓮声瓮气的，像坛子里发出来的声音。他听说王坪有个保定军校毕业的能人，带着一支民团，枪法准，纪律好，就动了吞并的念头。

刘占彪派副官去王坪传话，说请王明远到广纳场喝酒。王明远去了。他穿着庄稼人的短褂，腰里别着一把驳壳枪。走进刘占彪的营部——是征用的一家地主宅院，堂屋里摆着一桌酒席，鸡鸭鱼肉堆了满桌。刘占彪坐在主位上，旁边坐着几个连长，都是满脸横肉的汉子，敞开军装，露出里面的汗衫，有的还把手枪拍在桌上。

王明远走进来的时候，一桌人都看着他。他穿着短褂，和满桌的军装格格不入。但他走进来的样子，让那些当兵的都不自觉地坐直了。不是他凶，是他走路的样子——腰板笔挺，步子均匀，每一步踏下去都稳稳当当，像在操场上走正步。那是保定军校刻进他骨头里的东西，脱了军装也脱不掉。

刘占彪端着酒碗站起来，满脸堆笑。笑的时候脸上的横肉堆起来，把眼睛挤成两条缝。“王队长，久仰大名！来，喝了这碗酒！”

王明远接过酒碗，一口干了。酒很烈，是高粱酒，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他把空碗放在桌上，碗底在桌面上碰出轻轻的一声响。

“刘营长，有什么话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