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回柜台后面写交班记录,写到“下午两点至三点,无异常”时,看着那行字发了一会儿呆。
没有异常。
也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事。
林凯是白班的,二十三岁,比我早来两个月。
他每天晚上八点拎着一杯冰咖啡进门,先把吸管插好,再跟我对账。
对完账,他把钥匙往柜台上一放,立刻就准备走。
有一次零钱少了两块钱,我把收银台里的硬币倒出来重新数了一遍,还是对不上。
林凯站在门口看了我几秒,叹了口气,走回来从台子下面摸出一张皱巴巴的收据。
“下午有人掉了两块,后来找到了,放这里。”
“你怎么不直接说?”
“我不是让你再数吗?”
他指了指交班本最后一行。那里的字写得很潦草:零钱暂存,两元。
我抬头看他。
“这种也要写清楚吧。”
“写了啊。”
“写得谁看得懂?”
“你看不懂是你的问题。”
他说完就走,到了门口,又回头补了一句:“你过几天固定夜班,晚上没客人的时候别睡。赵店长在监控里看得到。”
“知道。”
“还有,别把拖把放在门后。上次差点绊着客人。”
“知道了。”
他这才走。
十五天就在这些话里过去了。
这十五天我一直跟着白班组,从早上八点守到晚上八点。
每天都在同一盏灯下面,把同一批货从纸箱搬到货架,再从货架搬回仓库。
干到后来,我连哪一块地砖最容易积水都记住了。
那张火车票被我夹在证件袋里,和身份证、录取通知书放在一起。我偶尔会把它拿出来看,票面已经被摸得有些发软。
我确实来到海边了。
只是还没去过海边。
第十五天傍晚,赵店长把新的排班表贴到了墙上。
“今晚还是你和林凯交。”他说,“明天开始你固定夜班。”
我看着排班表最下面那一栏,自己的名字从一串日期里被划了出来,换到了夜班的位置。
“另一组呢?”我问。
“白班有人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