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一个人在“思念”里住了十二年,住到把整个世界都关在外面,住到连自己活着的滋味都快忘掉,那就不叫深情了,那叫服刑。
我真正看清这一点,是在上个月的一个深夜。
那天我照例半夜醒了,躺在自己房里,听着风声从窗户缝隙往里灌。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留意隔壁的动静了,总归有一段日子了。
那晚我听见她房里传来一阵很轻很轻的、压着喉咙的呜咽声。
我以为是哭了,光着脚走到她房门口,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了很久。
她没有哭。
她的声音有一点沙哑,带着一种像是很久没被人碰过、碰到就疼得受不了的迷茫。
她嘴里在含含糊糊地念叨什么,语速很快,听不清,只有最后几个字从门缝里漏出来,清清楚楚地摔进我耳朵里。
“……我是谁啊。”
那句“我是谁”让站在门外的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她不是一个会问出这种问题的人。
苏晚棠从来都知道自己是谁:苏家的女儿,苏家的媳妇,苏家的主母。
她一生都在扮演这些角色,演到几乎所有人包括她自己都信了。
可是在那个深夜,她孤零零躺在床上,记不清自己到底是谁。
她像一株被移栽进花盆里养了太久的兰花,已经快忘记自己其实是可以开在泥土里的。
我站在门外的走廊上,穿着拖鞋,吹着凉风,慢慢地明白了:她病了。是那种在所有人眼里都不算病、却能把人活活耗干的病。
那天晚上之后,我开始有意地观察她。
我发现在我小时候那个爱笑、爱哼歌、会在厨房里因为煎坏一个鸡蛋而气鼓鼓的母亲,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
现在的她会把饭做好,整整齐齐地摆在桌上,然后坐在对面,安安静静地看着我吃。
她不怎么动筷子,也不怎么说话,偶尔我问她一句“妈今天菜好吃”,她会点点头说“那就多吃点”,仿佛她的人生只剩下“让我多吃点”这一件事。
这不行。
我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动“坏心思”的。
或许是更早,在我第一次撞见她站在门缝边,那双眼睛里闪着一种我看不懂的、湿漉漉的光时,我就隐隐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发生变化。
她看我的眼神里有很淡的、连她自己大概都没意识到的渴望。
那渴望不是冲我,是冲着某种活着的、能让她感到自己还是女人的感觉。
于是,当我第一次在她面前说出“母猪”这个词时,我其实是在做一场豪赌。
我赌的是:她需要一个让她彻底放下“苏晚棠”这个身份的理由。
我妈太端着了。
她端了十二年,累得都快垮掉了。
可她没有台阶下。
没有人告诉她“你可以不用端着了”,她自己更不会允许自己放下来。
那就由我来给她一个台阶,一个足够荒诞、足够下流、让她完全无法用“母亲”身份去面对的名义。
她不是苏晚棠,是一只穿着旗袍的、只属于我的母猪。
那么她做任何事都不是“苏晚棠”做的,她不需要为“那只母猪”的行为负责。
看,多么方便的逻辑。
当然,我承认这个逻辑里也藏着相当大一部分的私欲。
我是个十九岁、血气方刚的男人,面前摆着我妈这样一个成熟到快要滴下蜜来的女人,你要说我没有别的心思,那纯属胡扯。
我看她穿着旗袍弯腰浇花的时候,会忍不住瞟她露出的那一小截后颈;看她坐在灯下看书的时候,目光会不自觉地滑到她的锁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