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她轻声说。
她跪在床沿,把丝巾从手上解开,却没有放下,是低头,慢慢把那条丝巾叠好,放到了我枕边。
然后她朝浴室的方向爬去,暗红色旗袍的下摆拖在木地板上,像一只刚刚完成了认主仪式的、温驯的母猪。
她爬到浴室门口,手扶着门边,回过头来看我。脸上还沾着那些白浊和汗,嘴里却轻轻说了一句:“主人……我去洗干净再来陪你,好不好?”
我看着她,点了点头。
她松开扶门的手,真的像一只猪那样低头爬进浴室。
灯亮起来,水声哗哗地响着。
我靠在床头,看着枕边那条浅灰色丝巾,听见水声里夹着一声压不住的笑。
那笑声很轻,像是把藏了很久的东西一口气吐了出来。
我想,我大概真的把她调教成我的旗袍母猪了。
“旗袍母猪”这四个字到底是怎么从我嘴里冒出来的,直到现在我都没办法给出一个特别正经的解释。
说实话,当时我紧张得要命。
表面上装得云淡风轻、像一只运筹帷幄的狼,实际上心脏已经在胸腔里打鼓打到快报销了。
我就差把“虚张声势”四个字写在脸上,还硬撑着一副“这是主人对你的恩赐”的理所当然。
可她没有打我。
她站在灯光下,垂着眼,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久到背后的挂钟都敲完了整点。
我以为她在酝酿什么暴风骤雨般的愤怒,结果她只是抬起手,轻轻摸了摸旗袍领口那颗盘扣,用一种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问我的语气,小声说:“母猪是什么……就是那种……不穿衣服在地上爬的吗。”
“不是。”我干巴巴地说,“……是穿着旗袍的。”
她好像被这个答案噎了一下,过了好一会儿,才轻轻地“哦”了一声。
就是那一“哦”,像有什么东西悄悄裂开了一道缝。
从那天晚上起,那道缝就再也没有合上过。
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很多年以后如果让我回头审视这个决定,我大概会把它归咎于青春期的冲动、荷尔蒙失调,以及一个十九岁男大学生理应有的、低级趣味的大脑。
但那天晚上我蹲在她面前,帮她系好旗袍领口那枚滑脱的盘扣时,我心里浮起来的那股情绪,却远比“冲动”两个字要复杂得多。
我是在救她。或者说,我在用某种看起来很荒唐的方式,把她从一座看不见的牢房里放出来。
你们可能觉得我是在为自己的变态找借口。好吧,也许有一点。但我说的是真话。
我妈,苏晚棠,苏家当代主母,我的母亲,在外人眼里是一个寡居多年、洁身自好、安安静静守着祖宅的老派女人。
她穿旗袍,养兰花,煮一手好汤,笑起来的时候端庄得让人分不清是亲切还是疏离。
她在这座老宅里住了二十多年,日子过得像一个被精心写好的剧本:什么时辰浇花,什么时辰喝茶,什么时辰坐在窗边发呆,每一件事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可谁都没有注意到,她的剧本里从来没有一幕,是“为自己做什么”。
我爸去世十二年了。
十二年是什么概念呢。
一个婴儿可以从零长到小学毕业,一棵树苗可以从膝盖高长到越过墙头。
可她呢,她好像一直停在同一个地方。
她和我爸住过的那间卧室没动过,梳妆台还是老样子,衣柜里甚至还收着我爸年轻时候穿过的一件夹克。
她每个季度都会把它拿出来晒一晒,再叠好放回去。
她不说,但我知道那件衣服对她来说是什么。
那是她和我爸之间仅剩的一点能摸得着的东西了。
按理说,这种感情很让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