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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小心处事 冷眼看人小心眼人的保全术（第2页）

在有多种力量参加战斗的复杂形势上，清代名将曾国藩更提出了富有创见的主兵客兵制度。他指出，在主客兵相对时，为保全我军实力，一定要主兵强于客兵，例如他在给九弟的信中写到：

“只要李少荃另调所谓的常胜军前来助阵，这绝不是我的本意。常胜军以前是华尔统率的，我已经不愿意与他合作共事。现在华尔已死，白齐文接替他统率常胜军，能战不能战不得而知，但是他们的军风完全不同，难以与你部合处，这是显而易见的。这支军队既然已向这边开来了，现在我们再去拦阻也来不及了，只好听任他们自己开来。但是，绝不能让他们进入你部的长濠之内，只能令他们先去攻打九江伏州、下关等处的敌人营垒，希望能够以此稍稍牵制一下敌人的力量；如果下游不能取胜，就令白齐文等由金柱关、采石上游夹击而下，虽然未必能够收到大的成效，但也不会给你那里造成损失，或许这倒是双方善处的一个方法。白齐文的部下，名义上是洋兵，实际上都是广东、宁波的人，骄奢成性，饷银也极贵，你的部队绝不能与他们相处。无论什么时候，在长濠之内，总是要保证主兵强于客兵，一切都要由你做主，号令统一，然后才不至于坏了大事。你千万要记住，务必要记住。”

曾国藩对于主客兵的思考是有其军事眼光的，也确实是经验之谈。在其后几十年中，北洋军阀孙传芳正是玩弄了一套“主兵客兵术”，采用主兵强于客兵的方法，最凭着这种战术，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军事要地——福建。

1922年秋，曹琨命令孙传芳带兵去抢福建这块地盘。曹琨是直系军阀，而当时福建的军政大权却在非直系的王永泉手里。孙传芳屯兵在福建省的边界上，只带了少数随从进入福建，编造一大堆谎言诉说吴佩孚如何排挤他，说得声泪俱下。他向王永泉表示，只要两人同心合力，一定能在福建保境安民。他的甜言蜜语使王永泉渐渐相信了他。他还与王永泉结拜为异性兄弟，指天发誓，这样，孙传芳就把这两个旅的重兵开进了福建，王永泉不但不疑，还以为壮大了力量。

1923年3月，曹琨正式委任了孙传芳为福建的军务督理，孙传芳一面仍和王永泉周旋，一面暗中调兵遣将，在一个夜间突然将自己的军队开进了省城。此时，城中孙传芳的兵力已经大于王永泉的兵力，王永泉这才知道上当，但为时已晚，只得声明下野，逃到上海。为此，人们都称孙传芳是笑面虎。曾国藩关于主兵客兵制的理论得到了成功的证实。

所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要有效地保全自己就要首先学会保全实力。实力没有了，你就难以得到保全了。

四、功成身退，明哲保身

明哲保身，并非做事保守，而是一种谨慎，在古代的官场上，尤其如此，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生存的大智慧。

在一般人眼中，“忠”总与“愚忠”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忠”不仅是一种道德律令，还是人生的黄金法则。以“忠”字自修，可以安顿心神，培养刚强之气；以“忠”字待人，可以交到真朋挚友，互济互助；以“忠”字办事，则有一种专注精一、勇往直前的精神，无坚不摧。

“忠”字是升迁晋职的必由之路，也是名垂史册的不二法门。试看古往今来，又有谁讨厌忠心之人？曾国藩作为一个饱读经史、受儒家传统文化熏染很深的人，三纲五常在他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分量。在家族之中，他非常重视处理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强调以孝悌为本，把“孝友传家”作为自己家族的优良传统，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曾国藩希望通过这些准则来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进而达到家族关系的团结和睦，从而使曾氏家族长盛不衰，香火永传。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也是一个很传统的知识分子。他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子女们通晓孝敬祖先的道理，他还非常注重处理好亲族邻里的关系。

曾国藩的祖母则是一个很懂得传统孝道的妇女，专心致力于事夫教子，不与妯娌们争利，忍辱负重。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因为资质不高，屡屡受到曾玉屏的责骂，对此，曾麟书的态度仍然是“毕敬毕孝”，没有任何反抗之意，后来，曾玉屏病重，曾麟书又朝夕服侍，毫无怨言，正是在这种家学渊源的基础上造就了曾国藩这样一个封建时代标准的忠臣孝子。

曾国藩强调的孝悌为本，是“忠”在家族内部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要求家庭成员对整个家族负责，对家庭尽忠，不要做对不起家族、不利于家族稳定和发展的事情。为家族尽忠的原则，更多地强调了家族成员对家族的义务，从思想根源上断绝了家族成员维护自己个人利益的企图，这种以牺牲个人利益来维护整体利益的做法，就是几千年来封建秩序得以维护的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家族不可能完全无视家族成员的存在，也要关心他们的生老病死，以此来显示家族的亲情，但这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超出家族利益的范畴。而且，在个人利益和整个家族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家族的领导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牺牲个人利益，维护整体利益。这就是“忠”字的一个基本内涵。后来，随着曾国藩事业的兴旺发达，曾氏家族的声望也逐渐达到顶点，此时的曾国藩不仅没有虚骄自大，反而处处谨慎小心。曾国藩在家书中不断地告诫家人夹着尾巴做人，不可欺凌族人，也不许欺凌乡人，例如，同治十年（1871）三月三日，曾国藩在家书中强调：

以勤俭自持，以忠恕教子，要令后辈洗净骄惰之气，各敦恭谨之风，庶几不坠家声耳。

曾国藩在家庭中推行的孝悌同“忠”是密不可分的，治国与治家只是大小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家族内部讲求孝道，推而广之，就是对国家的尽忠。

忠臣孝子是中国几千年来人们的道德楷模，“入则孝”、“出则忠”，就是这些忠臣孝子们为人处事的道德规范。入则孝、出则忠二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在家族内部，从小就培养子弟们的孝道，将来走向社会，为国家尽忠，为君主尽忠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曾国藩的儒学修养很好，忠君报国的思想自然而然在他的心中根深蒂固，他极力推崇“忠义”二字。曾国藩思想中的忠是忠于君主，也就是忠于国家民族。在曾国藩眼里，君主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君主。

太平天国起义后不久，因母丧守孝在家的曾国藩，受命到长沙帮助湖南巡抚办理团练。抵抗太平军的节节进犯。从此，曾国藩从一个知识分子逐渐转变成带兵打仗的军事将领，开始了在他一生中占有很大分量的军事生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曾国藩个人的生死已经同封建王朝的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清王朝，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就成了曾国藩为国尽忠的基本形式。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严格以“尽忠报国”来约束自己的言行，激励自己不断地克服战斗中的艰难困苦。他信奉“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也就是说，作为大清王朝的一名臣子，不论君主怎么样，是否信任自己，是否重用自己，臣子都必须对君王忠心耿耿。正是靠着这一点，曾国藩作为一个汉族地主才得以取得清政府的信任，从一个帮办地方团练的编外人员逐步爬上了封疆大吏的重要位置，手中握有军事、财政、行政大权，其势力所及，遍布东南半壁江山，用“权倾朝野”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不为过。

曾国藩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显赫地位，固然跟当时清政府面临的险恶军事局面有关，但是，根本的还是曾国藩表现出的赤胆忠心，使清政府放心让他去担当剿灭太平军的重任。

随着曾国藩地位、影响的提高，他为国尽忠的观念更加强烈。他不仅要求自己做到“忠君敬上”，而且要求他周围的人也这么做。他认为在礼崩乐坏，王道不兴的乱世，只有各级官吏都把“孝悌仁义之经”作为教化天下民的工具，使人人都懂得纲常伦理不可违的道理，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在曾国藩写给兄弟子侄的家书中，曾国藩更是屡次强调为国尽忠的大义。要求他们无论是在家还是外出远游，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在野为民，都要关心国家大事，想方设法维护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传统的伦理道德。为此，曾国藩专门写了一副对联：

“入孝出忠，光大门第；亲师取友，教育后昆。”同治元年（1862）六月十六日，曾国荃升任浙江按察使，曾国藩在家书中恭贺弟弟的同时，告诫他：“惟当同心努力，仍就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上切实做去。”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曾国藩显赫的战功带给他的不仅是声望，还有同仁的嫉妒。曾国藩作为通晓三纲五常，并且以此来作为自己行动准则的儒臣，深知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深知声誉对一个人官运的影响，因此他处处小心，时时谨慎。从而，保全了自己，也壮大了自己的基业。

五、身处逆境不妨韬光养晦

“小心眼”的人在关键时刻用的就是这手“绝活”。

韬光养晦，读来让人觉得它有些古而庸的味儿，在古代史籍中，常看到“称病不朝”、“称疾不起”、“愿乞骸骨”之类的字眼，其实，这些“疾”、“病”之类，都是假的，用一句现代俗话说，是“泡病号”，是政治病。

“称病”动机和目的都是十分复杂的，有的是鉴于朝政黑暗，称病以求自保；有的是鉴于对手太过于强大，称病以避锋芒；有的是由于目的未能达到，称病以向朝廷示威；有的是时机尚未成熟，称病以掩饰其野心……总之，称病是作为“韬晦”的一种主要表现方式而被时常应用着。

殷纣王的昏暴，千古以来，人所共知。他这个人不痴不呆，而且天资敏捷，才力过人，敢于徒手同猛兽搏斗。可惜他的才智勇力都没用在正当地方，他沉溺女色，宠爱妲己，作酒池肉林，使男女**追逐其间，作长夜之饮。而且他为人极其残忍，对敢于对他表示不满的人，他施以重刑，其中炮烙之刑，即令犯人赤足行走在炙烤得火热的铜柱上，尤为残酷。

这样残酷的统治，终于导致了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对于大臣们的进谏，他一概不听，大臣们大多弃国而逃。他的叔父比干叹道：“主上有过错不去进谏，这是不忠；害怕处死有话不说，这不算勇敢；敢进谏，不怕死，这是最为忠诚的行为。”他于是去向纣王进谏，纣王不听，他一连三天都不离开。纣王大怒道：“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叔父算得上是圣人了，我看看你的心倒有几个窍！”竟将比干剖心而死。

箕子也是纣王的叔父，担任大师之职，他看到纣王昏暴如此，国事已不可为，便假装疯狂，去给人家做奴隶，就这样也没逃脱纣王的魔掌，还是被囚禁起来，直到武王伐纣以后才被释放。

这是历史记载上第一个装病以避祸的事例。在一个病态的、疯狂的社会，正直的人既无力救助，又不愿同流合污，只有以此来避祸远害，洁身自好，虽不免显得消极，但总比贪恋禄位，与世浮沉要好。

朱棣则以装疯作傻的方式骗过了朝廷的使臣，最后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政权。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将帝位传给了孙子朱允文，这个二十一岁的年轻皇帝接到手的，是一根利刺攒集的权杖，这些利刺不是别人，而是他的二十几个辈尊位高的皇叔，他们一个个都被封为藩王，割地而据，坐拥强权，要想保住自己的帝位，必须削夺这些藩王。别的藩王倒还不太难办，最使朱允文感到棘手的是燕王朱棣。

他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他生性坚毅沉稳，机智多谋，既英勇善虞，又能以诚待人，在创建大明王朝的斗争中屡立战功，颇为朝野所推重，连朱元璋也对他另眼看待。由于前面的三位兄长俱已死去，如今诸王之中以他为长，若能先将这根利刺削掉，其他诸王自然会乖乖地听命。于是，一道削藩的诏书下到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