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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国风水的渊源流派02（第3页）

6。唐朝之后的风水概况

宋代的风水大师很多，赖文俊、陈抟、徐仁旺、吴景鸾、傅伯通、蔡元定等都很有名。理学家朱熹对风水也进行了阐释和认定。此时期一些风水著作相继出版，从而出现了以江西派和福建派为主体的风水学理论体系。宋徽宗相信风水，他原本无子，有一位术士告诉他，将京师西北隅地势加高数倍，就可得子，于是命人照做，果然得子。因此更信风水，又命人择宝地筑“上清宝篆宫”，结果国库空虚，劳民伤财。朱熹论述过九州山川大风水之形势，他强调“负阴抱阳”的风水观，他在给赵扩皇帝的奏章《山陵状议》中说：

但以五音尽类群姓而谓冢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经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间亦多不用。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盖南阳而北阴，孝子之心不忍死其亲，故虽葬之于墓，犹欲其负阴而抱阳也。岂有坐南向北，反背阳而向阴之理乎?（《朱子大全》卷十五）

中国元朝时期的风水术内容还是非常正统的风水。代表人物是刘秉忠（公元1216年—1274年），初名侃，字仲晦，20岁出家为僧，隐居在武安山，27岁进入元朝忽必烈幕府，改名秉忠。49岁奉旨还俗，任参领中书省事、同知枢密院事。他出谋划策，深受重用，为元大都（今北京）的选址、设计、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元朝定都于今天的北京就是他的主张。刘秉忠沿用先人的风水成果，把唐朝杨筠松的《玉尺经》编辑为《新刻石函平砂玉尺经》，该风水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

明朝时期的风水术基本上是在前人正统风水成果的基础上的再发展。明太祖朱元璋笃信风水，其顾问刘伯温更是精通天文、地理，他对元朝刘秉忠著写的《新刻石函平砂玉尺经》作了注解，还写了《堪舆漫兴》一书。明朝早期的另一位著名的风水师廖均卿是明十三陵陵区的首席风水师，因其为建明十三陵中的长陵立下大功，被明成祖朱棣皇帝以四品职衔供养至老死，他的墓地至今还在江西省三僚村的半山腰上，是蕴藏着很多奥秘的古墓。

到了明末、清初时期，虽然形势风水仍然受到风水师的重视，但是众说纷纭的风水局面已经显现出来，各有师承，各立门户，利用风水的功利行为泛滥。此时的风水著作常以“地理”命名，如：明代王彻莹著《地理直指原真》、萧克的《地理正宗》、徐善继的《地理人子须知》、蒋大鸿的《地理辨正注》、叶九升的《地理指南》和《罗经拨雾集》等。

明末清初的风水名家蒋大鸿，字平阶，以流传的书籍记载，当时曾有“地仙”之美称，其风水术在当时曾风靡一时，著有《地理辨正注》、《水龙经》五卷、《八极神枢注》一卷、《归厚录》、《玉函真义》又名《天元歌》、《天元余义》、《古镜歌》、《醒心歌》。授徒张仲馨、骆士鹏、吕相烈、姜垚、胡泰征、毕世持等。其弟子也整理了风水理论笔记。当今有些风水师多以蒋大鸿之名为招牌，而以“玄空飞星”之风水术谓蒋公所传之真法，实为误导!俗世所传的“蒋公之法”，概依水龙为论，其挨星以洛书为用，如果以之而概括玄空之全秘，则以偏概全。大家试想，无极子传再大鸿“天心正运图”（如下图）而始悟其真，而其所传于门人姜矗却无以能解其“一运壬山丙向”与“二运坤山艮向”同为返伏吟之不同?这是因为姜矗记录的风水法非为真诀，蒋大鸿自己所用之真诀也并未外泄。也难怪姜垚后来所言：“再经二十年修习，竟有所疑，再三问之，师（蒋大鸿）但笑而不语，依旧未知此何术也”（《从师随笔》）。蒋大鸿在《天元歌》当中有一句谈论阳宅与阴宅的经典语句：“人生最重是阳基，却与坟茔福力齐。”数百年来为历代明师所尊崇!《天元歌》里面还有一句重要的话：“阳居择地水龙同，不厌前篇议论重。但比阴居宜阔大，不争秀丽喜粗雄。大江大河收气厚，泪流滴水不关风。若得乱流如织锦，不分元运也亨通。”其心法秘旨其实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阳基”是一个地域和气场的概念，与“阳宅”概念不同，如果抛开了这个立足点的话，我们无法谈论“阳宅”吉凶。风水之中，所重者，龙也!龙之运行，止气而结地成穴，若是山水格局宏大，必定成为都市、城镇、村庄之地!这才是“阳基”的真正含义。

清代，风水师的社会地位不低，在民间流传的“上九流”、“下九流”社会职业等级排列中，风水师排在“上九流”的第四位，仅次于师爷、医生和画工，由此可见人们对风水术的重视。

清朝设有国师府，有400多名国师供职于此。这些国师因为享用优厚的俸禄，所以一生都死心塌地地为皇帝效劳。国师府的任务是：一是王朝找到好的风水宝地，安排好使用方法；二是破坏民间的地理风水，使之不敢对朝廷造反，防止夺皇位之类忤逆之事的发生。这也是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应用地理风水巩固他们政权的一种手段。

在清朝道光年间，中国风水开始走向“欺骗化”、“江湖化”。道光皇帝登基以后，即循乾隆定下的祖制令大臣们去寻龙点穴。因为嘉庆葬在了西陵，按照乾隆祖制，道光皇帝和他的老婆孝穆皇后应该选择东陵。于是，道光皇帝委派庄亲王绵课主事，领着大学士戴均元、尚书英和，还有风水师宋泗、穆克登额、牛坤等人，浩浩****地奔赴东陵选址，花了9个月工夫，在宝华峪相中了一块“吉地”，经道光皇帝批准后，决定选择一个黄道吉日动工兴建帝陵。工程于公元1821年十月初十卯时正式开工。正要开挖的时候，风水师宋泗突然发现被点穴的地方有一块大石头，主张挪前十丈动土。但是，按照一般的风水规则，点穴只能往前移五丈。就这样，挪前5丈点穴开工。可是，开工不久，地下出水了。这对于阴宅风水来说，是大忌讳。花了9个月才找到的天子寿宫墓穴，又是道光皇帝亲自批准的地方，在建造过程中却出水了。如果把这个事情报告给皇帝，皇帝会大发雷霆，风水师们自己的面子上也不好过。如果不报告给皇帝，天子寿宫底下出水了，怎么办呢?尚书英和提议不予上报，主张采取筑土拦水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大家采纳了英和的建议，没有向皇帝报告。经过六年的修建，终于在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九月二十二日竣工了。在寿宫建成的当月，道光皇帝下令，将孝穆皇后的棺木从王佐村（北京丰台附近）迁往自己的寿宫安葬。没想到，迁葬孝穆皇后才一年，意外发生了。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九月，道光皇帝出京谒陵，顺路到自己的寿宫看了一下孝穆皇后的棺椁。出现在道光皇帝面前的是，地宫已经积水将近两尺深，漫过了“宝床”，孝穆皇后的棺椁犹如水中孤舟，再一细瞧，棺椁足有两寸浸在水里，而且霉湿得不成样子了。看见这个场面，道光皇帝怒不可遏，一面下令将孝穆的棺木从地宫起出，移到陵寝的地面殿宇里安放；一面斥骂筑陵大臣“丧尽天良”。于是，道光皇帝下旨严办筑陵大臣和风水师。经过这个挫折以后，道光皇帝改弦易辙，不得不到清西陵重新选择了自己的天子墓穴。他的老婆也在道光15年（公元1836年）12月进行了第三次安葬。这样，道光皇帝和他的老婆本应该葬在清东陵的，却被葬在了清西陵。

清末还有一位著名的风水大师沈竹扔。沈氏死后，其儿子沈祖及众门人分头搜集其生前手稿，并将之辑录成《沈氏玄空学》一书。此书谈论的是关于风水的理气学说，书内详尽介绍紫白九星理气法的基本理论和用法，是第一本较完备的玄空风水学专著，研究过《沈氏玄空学》的人，都知道沈竹扔是一位形峦理气并重的堪舆学家，并非有些人所指沈竹扔只知道理气不懂峦头，那是一种错误观念。

从清末、民国以后，中国风水进一步走向“江湖化”、“功利化”的歪道，几乎沦为江湖骗术，不管是在风水的著作上，还是在风水师的水平上，都出现了“量增质减”的问题，也就是说，有关风水的著作与从事风水的人员增加了，并且数量非常多，而风水的“质”却严重下降了，真正精通风水术的人逐渐减少，一些人借着“风水”之名行欺骗之实，扰乱社会、违法乱纪，冒充内行人的屡见不鲜。风水行里有一句俗话：“医道不明，误杀一人；地理不明，误杀满门!”这既是对风水信众的提醒，也是对风水师的警告。

7。中国风水的流派及其分布地区

中国风水流派按地区分为江西派、福建派、半江西半福建派和江湖派。按照风水操作的侧重点分为形势派和理气派两大派别。

风水流派按地区划分：

（1）江西派风水及支法

江西派风水〖2〗名称别称郭杨风水吉法乘生气正法郭杨风水新法乘生气偏法赖文俊催官法三合法王赵双山五行三合法徐善继正五行三合法徐世颜正五行三合法四经五行三合法

（2）福建派风水及支法

福建派风水〖2〗名称蒋沈玄空飞星法小游年卦法大游年封法福元卦法辅星卦法八宅法福德卦法

（3）半江西半福建派风水及支法

半江西半福建派风水〖2〗名称周易卦法归藏卦法连山卦法九星法三合九星法

（4）江湖派风水，其方法混杂不定

前文已说过：风水流派按照风水操作的侧重点划分为形势派和理气派。

有些堪舆家们因地制宜，因形选择，观察来龙去脉，追求优美意境，特别看重分析地表、地势、地物、地气、土壤及方向，尽可能使住宅或者坟墓位于山水灵秀之处，这样逐渐演化发展，便形成了风水“形法”理论，以此为主的风水派别则被称做形势派，又名峦头派或形法派。该派注重在山川形势上达到天地人合一。风水形法主要应用于宅地的择址选形。

还有一些风水师们在自然环境基础上引入阴阳五行、八卦、河洛、天星、“长生十二宫”和干支等一系列新的分析工具，将方位度量细致化、复杂化，这样逐渐演化发展，便形成了风水“理气”理论，以此为主的风水派别则被称做理气派。

中国风水文化对于住宅所处环境不同，又有所谓井邑之宅、旷野之宅、山谷之宅的区分，对于旷野、山谷之宅地，因其与周围自然地理环境关系特别密切，常以形法论宅地吉凶；而对于井邑（城镇）之宅，由于受外部自然环境的影响基本相同，所以既用形法又用理法论宅地吉凶。无论“形势派”风水还是“理气派”风水，都遵循天地人合一、阴阳五行平衡这两大基本原则。

“形势派”和“理气派”进一步划分，又各有注重房屋营建的“阳宅”派和注重坟墓营建的“阴宅”派的区别。

唐末，风水大师杨筠松与其弟子曾文迪逐渐建立了形理法并用的杨曾（杨筠松、曾文迪）古法风水术，用“挨星”七十二龙五行格龙，用天盘双山消砂纳水。明末清代的风水术出现了许多行话，以至于有“头等先生观星斗（按：星斗指峰砂山体），二等先生看水口，三等先生满山走”的话语，将风水术神秘化。当今的风水大师们有的只重视“形势法”，有的只重视“理气法”，并给风水增添了许多迷信成分和糟粕。被称为“理气派”的玄空风水师蒋大鸿本来主张形势为重中之重，理气尚在其次。所以，今后中国风水应以形理法并用为发展方向。

就风水从业人员的素质来讲，“理气派”大多是饱学之士，雄厚的文化功底使他们能真正谙熟风水术的精华所在，并触类旁通，将其运用到建宅、筑城、兴宫以及军事等诸多领域，成为一代有名的城市规划专家和家居风水师，如元代的刘秉忠和明代的刘伯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形势派”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他们粗通文墨以风水罗盘混饭吃，虽然能知道一方风水，但对大范围的山川地理都了解不多。

从地区范围来讲，形势派主要活动在江西一带，形成后来的江西派。理气振“始于闽中，至宋王仪乃大行”，主要活动地在福建一带。清人赵翼之在《陔余丛考》中作了简明的概括：

此说认为江西派属于形势，但从事实上来看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唐末杨筠松自宫中带出堪舆秘籍，避难江南，并于江西赣州一带传授风水，使江西风水大盛，培养出了许多著名风水师，使风水学以赣州为中心迅速传播至周围地区，以致“赣州地理”几乎成为中国风水的代名词。但是江西之法是继承郭璞《葬书》的“乘生气”，既重于形法（即形势）也重于理法（即理气）。《葬书》说：“势为难，形次之，方又次之。”这里说的“势”与“形”，就是形法。“方”，就是理气。杨筠松著作《凝龙经》和《撼龙经》说的是形法，而杨筠松著作《青囊奥语》、《玉尺经》及其徒弟曾文迪著作《天玉经》则是讲理法。杨筠松和曾文迪从事风水实践，用直观的方法寻龙点穴，观龙察水，就是形法。用罗盘格龙乘气，消砂纳水就是理气。中国罗盘以磁针方位为正针即地盘、以日景方位为缝针即天盘的两大圈，是杨筠松创造的；而以极星方位定的“中针”人盘，是其徒裔赖文俊创制的。前者称为杨盘，后者称为赖盘，都是江西之法创造的。因此，把江西派看做单纯的形法是欠妥当的，应该是形法理法并用的，是以乘生气为主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