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音相宅术”即“五音姓利”风水说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民间与王侯的宅地风水很多也以它为参考指标。在宅姓相利的前提下尽量选择形胜佳地,这可能是当时相地风水师所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关于这点,我们从稍晚于汉的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的墓(因其生前曾被封号为“武乡侯”,死后又被刘禅追谥号为“忠武侯”,因此历史上尊称其墓为“武侯墓”)的选址中可以略见端倪。
武侯墓今坐落在陕西的勉县城南定军山西北脚下。公元234年,诸葛亮第五次率军北伐曹魏,驻军于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隔渭水与司马懿对峙百余日,忧劳成疾,病逝于此。临终遗言:“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诸葛亮既未就地安葬北伐前线五丈原,也没有魂归山东阳都故里,更未回四川成都安葬,而遗言葬汉中(陕西)定军山下。从诸葛亮的墓地风水上解释如下:
其一,该地的风水形势很佳,适合作为永久葬地。武侯墓位于一簸箕形小盆地(即内明堂)中,墓周围冈峦起伏,连峰横亘,壁立如屏,前书案梁、后笔峰山、左土地岭、右武岗山,将武侯灵冢紧紧围护,转过书案梁,前面豁然开朗,玉带溪从内山门前蜿蜒而过,更为其平添了几分幽静和神秘的色彩。玉带溪汇入汉江,汇入处即为“水口”所在。
其二,据考证,武侯墓、祠和一般建筑方向不同,均“一反常态”,为“面北背南”。就姓氏五音所属而言,诸葛属“商”音、“商”音五行属于“金”,这样能生北方的五行水,所以要“面北”。
诸葛亮可谓一代风水大师,对自己的墓地选择很讲究。
“五音姓利”风水术最晚影响到宋代。在宋仁宗命王诛编纂《地理新书》为地理官书之前,五音姓利说极为流行,北宋皇室一再据其说择陵地。宋朝的皇帝信守“五音姓利”风水说,选择了与“赵”姓相对应的墓穴方位和地形,皇陵墓穴方位都是“必取国音(按:国,指赵姓)坐丙(按:南偏东15度)向壬(按:北偏西15度)之穴,而不博访名山。”各陵地形必须“东南地穹,西北地垂”,即宋陵地形都是东南高西北低。具体讲,宋朝的国姓是赵姓,“赵”在“五音”中属于“角”音,按照“五音姓利;风水说,角音的大利向(按:最吉方向)为壬向,墓穴取坐丙向壬的方位才最苎;角音的小利向(按:次吉方向)为庚向,墓穴坐甲向庚为次吉;角音的租通向(按:不吉不凶之向)为乙向;凶败向(按:不吉方向)为卯向。皇帝陵寝的吉凶关涉朝廷安危、王朝盛衰,所以宋朝皇帝必然要取最吉的大利向,宋陵墓穴便都是坐丙向壬了,陵墓地形也都是东南高西北低。
4。魏晋时期,开始重视阴宅风水
到了魏晋时期,葬地阴宅风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风水著作也多以“葬经”命名,内容多和阴宅墓葬有关。阴宅墓葬风水术除了继承阴阳五行和大人感应诸法外,还十分重视审察山川形势,讲究宫宅墓穴的方位、龙砂、排列布局等,晋代风水术对唐代以后墓葬风水影响深远,从已发掘的唐代墓葬型制和葬俗看,在很多地方都是根据当时的堪舆风水师的规定来安排的。
晋朝时期出现了郭璞、陶侃、韩友等风水名师,其中郭璞(公元276~324年)是历史上最有名气的风水卜易大师。据传,郭璞撰写了“相墓”、“相地”的《葬书》。这是中国第一部专门阐述宅地风水理论的专著,它对中国风水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至今仍流传甚广,影响深远。
书中提出的“生气”概念奠定了晋唐风水的基本理念。公元316年匈奴贵族刘渊作乱,公元317年晋元帝司马睿仓皇南渡,建立东晋。郭璞身逢其时,被元帝重用。他的著作有集《尔雅》学之大成的《尔雅注》、《尔雅音》、《尔雅图》、《尔雅图赞》,还著有《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等传世之作。
据史载,郭璞曾接受河东郭公《青囊经》九卷,精通阴阳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所占多奇验,他集历代中国风水之大成,继承了《狐首经》和《青囊经》风水理论,撰写了《葬书》、《玉照定真经》等书。由此奠定了中国风水——葬乘“生气”的理论基础,使其成为风水名家,被尊称为东晋后的中国风水的鼻祖。东晋权臣王敦(士族出身,娶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儿襄城公主为妻,结果背叛了晋朝)欲谋反时,求郭璞卜筮,由于郭璞预言其必败,被王敦谋杀,死时48岁。郭璞《葬书》被皇宫朝廷收为“禁中御函秘术”,只在皇宫内使用。
郭璞在当时的影响很大,朝野都很相信他的卜筮和风水。《周易古筮考》记录了郭璞给人卜筮算卦的事情至少有29例,《周易古筮考》记载:
东中郎参军景绪病,经年不瘥。在丹徒,遣其弟景歧求郭璞卜之。六月癸酉日,得《临》。其《临》曰:“卯与身世并,而扶天医(六月天医在卯)。”案卦,病法当食兔乃瘥。弟归,捕一头食之,果瘥。
临卦的“世”在二爻,二爻地支为卯,所以卯与身世并。郭璞说吃兔肉能病愈的根据是天医在卯,十二生肖中卯属于兔,又因六月建未,卯木墓于未,吃兔肉,也是破墓出身之义。
据《晋书·郭璞传》记载:
璞以母忧去职,卜葬地于暨阳,去水百步许。人以近水为言,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璞尝为人葬,帝微服往视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耳,帝甚异之。
郭璞首创了风水“乘生气”的理论,并在中国风水文化历史上第一次提出“风水”概念。郭璞《葬书》说:“……气行乎地中。气行也,因地之势。气聚也,因势之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因为阴宅和阳宅都要接触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郭璞对于阴阳宅的选址及其周围环境的处理,首先以客观存在的自然条件如峰、砂、水为前提,在此基础上郭璞进行“消砂纳水”的理气推导,“趋全避缺”,所以郭璞风水术的主旨就是“乘生气”。
千百年来,关于“生气”的解释很多,我们认为:“生气”是具有“土”和“水”等若干能够生发万物的基本元素及其场。“生气”发生运动变化于地中,包括发展运动变化于地表与接近地表的天空中。
郭璞对阴阳宅处理措施,是趋吉避凶的风水办法,也符合内因与外因的辩证法则。以阴宅来说,内因就是来龙之气,即内气,包括聚气的措施,比方说墓内的排水处理、墓穴选址、墓室的方位、坟墓的密封,这些都是趋吉避凶的内在条件,是本质;外因是周围的自然环境之气,即外气,也称堂气。外气好就可以使内气更加聚集、更加吉祥;如果外气不好,即“外气横行”,对内气的影响不利。这里的“外气”与“内气”统称为“生气”。坟墓周围的水是“生气”旺盛的表现形式,水的作用是吸纳“生气”。“水”能生财,尤其是环抱之水,能够带给人们好运和富裕。
5。隋唐时期,风水术开始成熟
如果说中国风水文化这棵树萌芽于史前,破土于秦汉,生长于魏晋,那么,风水之树则在隋唐时期开花结果。
在《隋书·经籍志》中,有关“相宅”、“相墓”的书籍共有10多部245卷,其中《地形志》87卷、《宅吉凶论》3卷、《相宅图》8卷、《五音相墓书》5卷,《五音图墓书》91卷、《杂相墓书》45卷等。从隋朝的风水书籍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隋朝时的风水也是离不开五行之理的。在不违背“五音相宅”的原则下,尽可能选择山水佳地。
隋朝的风水代表人物是舒绰。据《浙江通志》记载:舒绰,隋东阳(今浙江金华)人,稽古博文,尤善相冢。吏部侍郎杨恭仁想迁葬祖坟,请舒绰等五六个知名的风水家为其选择佳地。然而众说纷纭,各持己见,所选地点多个,不知怎样选择。于是,杨恭仁便派手下人前往所选葬地,各取样土一斗,将其所在方位和地理形势“悉书于历”,密封起来,然后将样土示众。几位风水名家看后,所言不同,只有舒绰所说与所书丝毫不差。不仅如此,而且舒绰还说:此土五尺外有五谷,得其即是福地,世为公侯。为了验证此话,杨恭仁便与舒绰同到该处进行挖掘,挖到七尺,便发现了粟子。原来此地过去曾为稻田,因蚂蚁筑窝,故土里含米。所以,当时朝野上下,皆以舒绰为神人。
因隋朝短暂,风水真正成熟期,还是在唐朝。《旧唐书·经籍志》收录风水著作有13部,还有唐代《敦煌写卷伯·宅经》等20多种书籍,其中《五姓宅经》2卷,吕才撰的《阴阳书》50卷,《青乌子》3卷,《葬经》8卷,《葬书地脉经)1卷,《葬书五阴》1卷,《杂墓图》1卷,《墓图立成》1卷,《六甲冢名杂忌要诀》2卷,《五姓墓图要诀》5卷,胡君撰的《玄女弹五音相冢经》1卷,王粲撰的《新撰阴阳书》30卷等等。《敦煌写卷伯三八六五号·宅经》所开列中国古代流传民间的风水书就有24种之多,分别是:《黄帝二宅经》、《地典宅势经》、《三元宅经》、《孔子宅经》、《宅绵宅桡经》、《文王宅经》、《玉微宅经》、《王敢宅经》、《淮南王子宅经》、《刘根宅经》、《玄女宅经》、《司马天师宅经》、《刘晋城平宅经》、《张之毫宅经》、《九宫宅经》、《八卦宅经》、《五非宅经》、《六十四卦宅经》、《左盘龙宅经》、《李淳风宅经》、《五姓宅经》、《吕才宅经》、《飞阴乱伏宅经》以及《雪心赋》等。
唐朝时期的风水学家往往是兼天文学家、地理学家于一身,有些甚至是官居高位者,还有一些是精通堪舆风水术的僧人、道士。例如:唐代高僧一行禅师(俗名张遂),既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又精通六壬和堪舆术,他改进了黄道游仪、浑天仪等天文仪器,并创造了我国历史上优秀的大衍历,《古今图书集成》也将他列入堪舆名流列传。占卜风水大师李淳风也是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史学家,曾任太史令,著有《乙巳占》、《阴阳正要》、《典章文物志》、《秘阁录》等,并参与撰写《晋书》、《隋书》中的天文志、律历志及《算经十书》,在诸多学科均有贡献。
唐代中后期,风水术越来越专,出现了众多的专营风水的风水学家。如:杨筠松,《江西通志》对其介绍:
筠松,窦州人,僖宗朝国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事。黄巢破京城,乃断发入昆仑山步龙。一过虔州,以地理术行于世,称救贫仙人是也。卒于虔,葬雩中药口。
《堪舆名流列传》还记载杨筠松著有《玉尺经》、《疑龙经》、《撼龙经》、《立锥赋》、《三十六龙》等书,风水家曾文迪、范越风、刘江东、厉伯韶、刘淼等人均师法杨筠松。杨筠松及其弟子著述的风水理论,为后世风水家所推崇备至。
杨筠松古法风水术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直到今天,还是重要的风水理论依据。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唐朝的统治者包容中外各种文化,此时,风水学家除了师法前人勘察山川地势风水术、阴阳五行、辨方正位之外,又兼有星象、占家、时辰吉凶诸说。“法天地,象四时”,中国风水走向“天、地、人”和谐的至高境界。
唐时期的堪舆家们对住宅的光照、通风、给排水、方位等居住要素采取了更加理性的观察和思考,所以,起源于秦汉而延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音五姓相宅”忌讳,到唐代并不可怕了,人们可以不避讳“五音图宅”,对此《黄帝宅经·总论》说:
又此二宅修造,惟看天道、天德、月德生气到,即修之,不避将军、太岁、豹尾、黄幡、黑方及五姓宜忌,但随顺阴阳二气为正。此诸神煞及五姓六十甲子,皆从二气而生,列在方隅,值一年公事,故不为灾。
既然“五音五姓宜忌”已到了“故不为灾”,可避可不避的份上了,那么,中国风水理论面临分流和创新,似乎也就不言而喻了。此后,中国古代风水家们逐渐分成了两个流派:一是形势派,二是“理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