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君主以铁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原文]以罚受诛,人不怨上。
[大意]因为确实犯了罪而受到惩罚,是会诚服而没有怨言的。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是君权至高无上的,对君权的挑战便意味着要么取而代之,要么是自己陨命,除此之外,似乎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因此,臣子如果犯罪,尤其是涉及到君王的自身权威和统治时,君王是从来不会下软手的。
清朝的雍正皇帝时期大臣年羹尧的治罪便证明了这点。
雍正初年,年羹尧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被视作社稷重臣。年羹尧虽远在边陲,雍正却让他参与朝政。在政务活动中,雍正常常征求采纳年羹尧的意见,甚至连律例馆修订律列,雍正阅后都要发给年羹尧看,要他提出修改意见。
在用人和吏治方面,雍正给与年羹尧极大的权力。在川陕,“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武官自提镇以至千把”,其升迁降革均由年羹尧一人决定。对其它地方官员的使用,雍正也常听取年羹尧的建议。京口将军何天培的操守为人,朝中内外论说不一,雍正让年羹尧就其所知“据实奏来,朕以定去留。”年羹尧密参署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雍正遂将赵革职。江西南赣总兵缺出,朝廷拟用宋可进,年羹尧奏称他不能胜任,请以黄起宪补授,雍正便依从了年羹尧的谏言。
在生活上,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都再三垂询,赐送药品。对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在京情况,年贵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雍正也时常以手谕告知。赏赐美食珍宝玩物更是常事,一次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保存鲜美,雍正令驿站6天内从京师送到西安,这可与唐朝向杨贵妃进献荔枝相比了。雍正对年羹尧宠信有加,希望“彼此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
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肃是以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为导火线的。在这次赴京途中,他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在京期间,年羹尧“传达旨意,书写上谕”,俨然成为总理事务大臣。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结束陛见回任后,年羹尧接到雍正的朱谕:“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这件朱谕一反过去嘉奖赞赏的词语,向年羹尧敲响了警钟,此后他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探究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点:第一,擅作威作福。他位尊权重而不能自谨,过多地干预朝中政务,攘夺同僚权力,滥用朝廷名器。他对待内外官员狂傲无礼,给各省督抚发送咨文直呼其名,不仅蒙古王公,就是皇帝的女婿阿宝入见,也要行跪拜礼。第二,结成朋党。他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基干,包括其它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第三,贪赃受贿。他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巨。客观地讲,由于雍正宠信过分,赞誉过高,征询过多,致使年羹尧权力膨胀。而年羹尧骄横傲慢,忘乎所以,不守臣节,则渐渐引起了雍正的警觉和不满,终于下决心惩治这个天下“第一负恩人”。
雍正对年羹尧的惩处是分步进行的。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月年羹尧陛见离京前后,第二步是给有关官员打招呼,雍正或叫他们警惕、疏远和摆脱年羹尧,或叫他们揭发年羹尧的劣迹,为处罚年羹尧做准备。第三步将年羹尧调离西安老巢。雍正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任所作乱。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最后一步是勒令年羹尧自裁。
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残忍罪4条,忌刻罪4条。
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年羹尧战功显赫,格外开恩,赐他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世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雍正惩处年羹尧,一是为了避免他尾大不掉,功高震主,维护自己的统治;二是警戒臣下,不要走年羹尧的老路。这一举措自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深得人心,算是高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