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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家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第2页）

慎到的思想发端于道家黄老学派，庄子在其《天下》篇中讲到：“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慎到闻其风而悦之”，抓住了慎到思想的出发点。

受慎到思想影响较大的是申不害与韩非。申不害讲究势，受到慎到的启发。韩非维护和发展了慎到的“势治”学说，提出了“抱法处势”的理论。在韩非子的著作中，特辟了《难势》一篇，对慎到的势治学说进行辩难。

慎到主张治理国家必须实行“法治”，而实行“法治”就得尊法、尚法。作为法家的主要理论家，其势治理论，备受人们关注。他认为君主持国的奥秘不在别的，而在于“势”。势，是由法权构成的，一有权，二有法。君主拥有了权和法也就拥有了势。他把君主与权势比喻为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了云雾才能高飞，君主有了权势，即使像桀那样昏庸，也能令行禁止；如无权势，即使像尧那样贤能，也无法管理百姓。君主没有权势，法律就不能得以推行，推行法令只能靠“势”，而不能靠“德”，所以他反对儒家的“德治”。他还主张，国君不做具体工作，具体工作在“事断于法”的前提下应按其所能让臣下去做，以充分调动臣下的积极性。

慎到的尚势思想，不但为推行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且对法理学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历代统治者都知道“势”的重要性。严格的等级制度，巍峨的宫殿，高置的龙座，威严的仪仗，动辄让三公九卿下跪的圣旨，无不是“势”的具体化。

慎子有较成熟的法治理论。他说：“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明君动事分功必由慧，定赏分财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礼（《威德》）。“故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逸文》）

慎到的思想，既要顺应自然，又强调法的作用，反映了时代的需要。

慎到主要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阐发，因此在法理学方面有突出的建树，对于法家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

首先，慎到认为法是“至公”的准则。“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他把“法”看作为规范一切人的行为的最公平的制度。

其次，慎到指出，“法”的最大作用和目的就在于“立公弃私”，从而把公与私、国与家、法令与个人爱好明确地区分开来。他说：“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而弃私也。”

再次，慎到提出了“立公弃私”的具体方法，即“事断于法”和以法“定分”。

所谓“事断于法”，即严格按照法令规定办事。所谓以法“定分”，就是确定各种职责、行为和权利、义务的界限。

慎到主张“法治”，又很重视权势和君主的作用。在权势、君主、策略手段等因素之中，他把权势放在首位，认为权势是尊君和尚法的前提。

慎到认为，从事政治和推行“法治”的关键不是君主道德的高低或者才能的优劣，而取决于君主权势的大小，因而对于权势的重要性和权势的运用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总之，慎到的尊君、贵势和尚法都有其独到之处；尊君在于强调集中权力，又反对专制；贵势在于推行“法治”，却并非权力至上；尚法在于“立公”，坚决反对“行私”。这种立法为“公”，以势行法的观点成为法家“法治”学说的思想基础。

3。申不害的生平及思想

申不害（约公元前385——公元前337），亦称申子，郑国京（今河南荥阳）人。战国时期韩国著名的思想家。曾在韩昭侯时任相15年。为政期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曾使韩国一度“国治兵强”。作为法家代表人物之一，以“术”著称于世。

申不害的学术思想，明显地受到道家的影响，他的哲学思想与慎到有极相似之处，他们都遵循老子的大统一哲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申不害认为，自然运行是有规律的，也是不可抗拒的。他认为宇宙间的本质是“静”，其运动规律是“常”。他要求对待一切事情应以“静”为原则，以“因”为方法，“因”指“因循”，“随顺”。“贵因”指“随事而定之”，“贵静”的表现就是“无为”。

申不害把这些原则用于人事，构成他的社会哲学思想。“无为”主张的渊源即《老子》的“绝圣弃智”，申不害的“无为”，要求的是君主去除个人作为的“无为”，以便听取臣下的意见。但是，申不害仅仅把这种“静因无为”的哲学思想用于“权术”之中。为了完善这种方法，他进一步发挥《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要求君主“示弱”，决不是指君主无所作为，只是君主决策前的一种姿态。在关键时刻，申子要求君主决断一切，独揽一切。申不害的哲学思想，是君主哲学，也是政治哲学。这种哲学由道家的“天道无为”演化发展而来，是他的法家“权术”思想的基础。

申不害主“术”，但他所说的“术”，是在执行法的前提下使用的，而“法”又是用来巩固君主统治权的。因此他并不是不讲“法”与“势”的。

关于君主的权势，申不害认识得很清楚。在战国诸侯争霸的情形下，君主专制是最能集中全国力量的政权形式，也是争霸和自卫的最佳组织形式。他说：“君之所以尊者，令也，令之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之。”令是权力的表现，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势”能。“权势”是君主的本钱。

申不害提出“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秤轻重。”为了说明“法”，他提出“正名责实”的理论。“正名”主张，首先由孔子提出。申不害吸收了这个主张，是名分等级，不得错乱。与孔子“正名”不同之处在于包括责任、分工的内涵。申子“正名”的意义在于确定了“主处其大，臣处其细”的大原则，而且把这个原则具体化，即把名分按实际情况规定下来，然后进行任命，听取意见，检查监督。

什么是“术”?申不害没有明确规定。“术”是君主的专有物，是驾驭驱使臣下的方法。“法”是公开的，是臣民的行动准则，而术却是隐藏在君主心中，专门对付大臣的。申不害说，“君如身，臣如手”，既然如此，君主仍要对付大臣是由复杂的社会斗争所决定的。春秋战国时，臣下弑君，酿成习气。现实告诉申不害，人君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民众或敌国；而是来自大臣。所以他一再告诫君主，对君臣关系要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不相信所有的大臣。

申不害认为，君主有了势，定了法，其地位还不是稳固的，必须有两面之术，不然势与法就会变得威严而不受用，刻板而不通达。如果以术来联通势与法，就如虎添翼，无论动静，都会使臣下慑服。他的术分两类，一类是控制术，像前面提到的“正名责实”，就是讲规定职责，考校监督的。还有如君主以静治动的，无为而治的，这些属于领导管理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类是搞阴谋，耍手腕，弄权术。

玩弄权术，当然不是自申不害开始，但他是第一个在理论上的系统研究者，这在官场的政治斗争中，很受历代统治者的喜爱。但从本质上说，无补于稳固政权。因为既然有驭臣之术，必有欺君之方，尔虞我诈，你争我斗，加剧了政权的不稳定性。

申不害研究术，有正面的领导控制方法，也有阴谋诡计，我们现在不能说他是否道德，但可以说，他的思想和研究是可以启迪后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