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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家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第1页）

2。法家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1。商鞅的生平及其思想

商鞅（约前390～前338年），战国中期政治家。出身于卫国贵族，名公孙鞅，亦名卫鞅。公元前340年，因有功于秦，秦孝公封卫鞅于商（今陕西商州市）15邑，号为商君亦称商鞅。商鞅少年时代喜读刑名之学，到了青年时期，他已经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才干的人。最初，他在魏惠王的相国公孙痤手下做小官，深得公孙痤重视。公孙痤临死对魏惠王说：如果不用卫鞅，就把他杀掉，决不能让他离开魏国。魏惠王把公孙痤的话当成耳边风，既不重用，也没有杀他。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招贤，就来到秦国。他通过秦孝公的亲信景监引荐，与秦孝公面谈了三次。前两次商鞅讲的是行帝王之道，孝公不感兴趣，听听就睡着了。第三次讲“霸道”，富国强兵，孝王听得很高兴。从此受到秦孝公的赏识和重用。

商鞅的一生，可谓是大有作为的一生，人们称赞他是思想家、改革家、军事家，他对人类历史的主要贡献有两大成就：一是首次提出并建立了法治思想体系；二是在中国形成了官僚政治体制。因此，商鞅变法被看作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

商鞅的法家智慧可以从以下两点来理解。

（1）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

实行以法治国是商鞅思想的核心。他认为实行法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理”，也是现实社会“必为之时势”。为了推行法治，首先必须“立法分明”。法是判断是非功过和施赏罚的惟一标准，万民百姓都得一体遵行。

其次，颁布成文法，并解释清楚，力求做到家喻户晓。“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商君书·定分》）“万民皆知所避就”，“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商君书·定分》）

再次，法令颁布后，严格执行，使人们对法有信心。“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商君书·修权》）

总览商鞅的法治思想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法是治国三要素——法、信、权中的要中之要。商鞅认为，法是君臣共同遵守的；信是君臣共同确立的，只有权，才属于君主，由他单独掌握。君与臣，无论是谁，都不能“释法而任私”，不能“以私害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国家必乱。权属于国君，但要依法用权，法与信，为君臣共有，谁都不能违背，这样，国家就会有良好的政治秩序。

第二，君主以法为准绳来行使自己的权力。商鞅主张君主要有绝对的权威，君主必须牢牢掌握权力，并对全国实行有效的统治，他说“权制独断于君则威”，这就是说君主的权力是不容许旁落的，国家的大计必须由他一个人说了算。虽然他还没有明确提出对君权的制约问题，但他是主张以法来限制君权。在商鞅看来，君主只能依法行事，与民众一样，无权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第三，使民知法守法。商鞅之法，对于民众原则是“求过不求善，借刑以去刑”，强调刑罚，主张严厉。商鞅倒也并不讳言于此，他承认法的目的是胜民、制民，而决不能让民胜法，“民胜法，国乱”。为了让民众知法、守法，商鞅主张在法的问题上不搞神秘主义，而提倡公开。

第四，设置“法官”。商鞅主张，在中央即天子周围，设置三法官：一设于宫廷中，即最接近国君的一个；二设于御史和丞相那里；三设于诸侯、郡、县。这些法官的职责有二：其一，“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群众读书少，甚至不识字，要知法就去找法官；其二，如果有官吏为非作歹，“遇民不修（当为循）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罪告之”。做官的不好好为官，法官就对其提出起诉。这实际上就是法律咨询、法律监督的思想。

商鞅在法律思想上独特之处在于，他以“重刑”著称于世，公开主张“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商君书·赏刑》）；并针对儒家的“以德去刑”，提出“以刑去刑”的主张。在他看来，禁奸止过，不但不能用轻刑，即使重罪重罚、轻罪轻罚也不行。商鞅重刑思想为实行严刑峻法创造了理论依据。秦始皇具体实践了这一理论，并将商鞅的片面性绝对化的重刑理论推向了极端，结果导致秦王朝二世而亡。

（2）不法古、不循今的社会发展观

法家是在新兴地主阶级推翻奴隶制，建立和巩固封建制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思想政治派别。因此，他们在哲学上首先面临的课题是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看待古与今；如何对待社会变革等重大问题。法家主张，历史上没有永恒不变的制度，时代变了，制度也应该改变，既反对复古，又要改变现状，就得创新，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进步，才能发展，否则社会将停止不前。

商鞅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不应法古。商鞅把是否符合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趋势，作为反对循礼守旧、坚持变革的理论依据。

他说：“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商君书·画策》），这是强调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必然之理，据此来“为必治之政”，“行必听之令”；实际上是认为一切社会制度的建立和改革，是顺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不法古、不循今就必须改革，改革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是新旧制度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商鞅变法”首先遇到的斗争是与甘龙、杜挚之争。甘龙认为：圣人是不改变人民的礼俗来施行教化的，智者是不搞变法来治理国家的；按照人民的习惯来进行教化，不费功夫而功效明显。依据成法来进行统治，官吏熟悉而人民安定。如今要变法，不按老规矩办，换一套办法约束人民，恐怕天下都要议论甚至笑话国君的。

商鞅则针锋相对，他认为：常人安于守旧，学者为有限的知识所束缚，凭这两条，都只能当官守法，而难于超越于成法之外，再有较高明的见解。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但都可以为王；春秋五霸，做法不同，但都称了霸。所以智者制定了法度，而愚者为法所制，跟拘泥于礼制的人是不好谈大事的，和为法所束缚的人是讲不通变革的。

杜挚又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即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变更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更换器具。商鞅则反击道：前世的教化并不一样，我们效法谁者呢?古时帝王的做法也不是再因袭的，我们又以谁的礼法为准呢?在变法过程中也遇到重重阻力和斗争，尤其是和王公贵族的斗争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贵族们为了破坏变法，竟煽动成千人到京城闹事，并唆使太子犯法。商鞅不顾冒犯太子，竟果断地对太子的两个老师分别处以“劓”、“黥”刑，同时严厉地镇压了破坏变法的顽固势力，把那些“乱化之民”尽迁边地，从而保证了新法贯彻执行，最终商鞅变法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但他因变法而得罪了众多的王公贵族，而又成了这场斗争的殉葬品。

商鞅因变法而死，但“秦法未败”，为秦始皇的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商鞅不仅是先秦变法卓有成效的政治家，而且是形成法家思想体系的重要奠基者。他以重法著称，自成一派。辑录、记述商鞅思想的《商君书》从秦末一直流传至今。

2。慎到的生平及思想

慎到（约前395—前315年）是赵国人，曾在当时与田骈、接子、环渊等人同在赫赫有名的齐国稷下学宫讲学，号称“稷下先生”，他的学说见于其著作《慎子》。《慎子》一书，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介绍说有“十二论”。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有42篇。慎子的著作今存7篇，为清道光年间金山钱熙祚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