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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基督教皆有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第1页）

佛教、基督教皆有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词话】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语解

尼采说：“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我最爱用血写成的。”李后主后期的词，真可谓是用血写成的。宋徽宗的《燕山亭》也略微接近。但是宋徽宗只不过是自道身世之苦。而李煜则俨然有释迦、基督承担人类罪恶的意思，他们的作品价值不可相提并论。

“余爱以血书者”

王国维言及的尼采（1844—1900年），是一位以“超人”哲学著称的德国哲学家。他在《苏鲁支语录》中说：“凡一切已经写下的，我只爱其人用血写下的书。用血写书，然后你将体会到，血便是精义。”此书现在一般翻译为《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王国维这则词话在后世学者中招来很多批评。

新中国成立后至八十年代中期之前的学者对此文论一般持否定的态度，其中主流是阶级分析的观点，认为李煜只是—个没落的贵族，他所抒发的只是自己悲苦的狭窄情感，跟“救世主”的胸怀作类比是荒唐的；也有学者从王国维先生引用的尼采原文中其他章节出发，认为他有断章取义之嫌，按照同文中的其他段落，尼采会鄙弃后主的词作。

近来，不少学者为王国维先生辩护，如刘锋杰、章池先生在所著的《人间词话百年解评》中认为，将李煜与释迦、基督相提并论，是承认李煜所关心者不是个人，而是人类，这是他的眼界宏大，也是认为李煜有担当人类苦难的自觉。正是这种自觉，才使李煜咀嚼罪恶，咀嚼苦难，成为一位受难的诗人。将罪恶与苦难转化成诗，这使李煜的人生体验与感慨变深。相反，李煜若不能将苦难视为身内物，甚至排斥苦难，就不能深入体验它与表现它，血的经历就不能成为血写的书，那李煜也就降为宋徽宗了。滕成惠先生在《人间词话》一书中认为，王国维所说的“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只是一个比喻，王国维并非认为李后主以个人苦难担荷人类的罪恶。在文学史上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优秀杰出的作品可以引起不同历史时期读者思想感情的共鸣，上面的比喻所揭示的，正是这种共鸣现象。

宋道君皇帝之《燕山亭》

王国维说的“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即宋徽宗《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

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宋徽宗赵佶（1082—1155年），在位二十五年，在绘画与书法上颇有造诣。比如，宋徽宗自创的“瘦金体”书，运笔飘忽快捷，笔迹瘦劲，但不失其肉，转折处可明显见到藏锋、露锋等运转提顿的痕迹，是一种风格相当独特的字体，今日的仿宋体，便是从此中脱出。然宋徽宗在政治上却极为腐败。金南下攻宋，赵佶内禅皇太子赵桓（宋钦宗），自己被尊为“教主道君皇帝”。

此词为北宋徽宗皇帝在1127年覆国被掳往北方小镇五国城，途中，见杏花而托物兴感之作。宋徽宗抒写了故国沦亡之悲慨，幽咽委曲，伤感无奈，但对故国沦亡却无一句悔恨与反思，全词因为是叹自身又显得其情虽真却骨力乏弱。

释邈牟尼

王国维谈到“后主则俨有释迦”，“释迦”即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5年），是佛教创始人。旧译“瞿昙”，真名“悉达多”（意为“目的达成之人”），族姓“乔达摩”，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释迦牟尼系佛教徒对他的尊称，意为“释迦族的圣人”。

释迦牟尼属刹帝利种姓，原为迦毗罗卫国净饭王之太子。释迦牟尼因痛感人世生老病死之苦，又不满于以婆罗门为贵的种姓制度，遂于29岁（一说19岁）出家修道。释迦牟尼苦修六年未果，后至伽耶城外菩提树下静坐，思维解脱之道，在第七日夜大彻大悟，成佛。“佛”或“佛陀”意为“得道者，觉悟者”。此后，释迦牟尼一直以传播教义为己任，从者甚众，形成教派。八十岁时重病圆寂，遗体火化后，灵骨（舍利）由古印度八国分获，建塔安奉。释迦牟尼一生的说教理论，经弟子记录整理，汇纂为经、律两部分。

基督耶稣

王国维所言“基督”，即指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耶稣诞生于犹太的伯利恒（犹大地，今巴勒斯坦），刚满四十天，他父母就带他到耶路撒冷圣殿，把他“献于主”。耶稣十二岁时，首次上耶路撒冷守节。按圣经记载，耶稣公开传道后，有五次到耶路撒冷，二次到洁净圣殿。四福音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记载耶稣上耶路撒冷及最后一周在那里的工作。耶稣因反对罗马的专制统治，而被当局钉在十字架上，死于此，葬于此，时年仅36岁。据说，耶稣后来又在那里复活并升天。耶稣一生以劝人行善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