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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眼问花花不语（第2页）

极度忧伤豹秦观

秦观是个感情丰富的词人，却也是个极度忧伤之人。

秦观（1049—1100年），字少游，一字太虚，号淮南居士，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人。秦观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在四学士中他最受苏轼爱重，诗、文、词皆工，词名尤著，当时即负盛誉。他的词艺术成就很高，柔丽典雅，情味深永，音律谐婉。词风上承柳永、晏几道，下开周邦彦、李清照。

《踏莎行》这首词是绍圣四年（1097年）秦观在郴州旅馆所作，这年他48岁。秦观在朝内很受排斥，一再遭受贬谪，削了官职，远徙郴州。就在这种情况下，秦观写了这首词，以抒发自己凄苦失望的情绪。这首词所写的时间是一个春天的傍晚，地点是作者被迁的郴州客馆，主人公是秦观自己，抒发自己孤处迁徙之地的凄苦和思念家乡的懊悔之情。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这样说，“少游词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矣。”又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纷纷下’，无我之境也。”这里，可以看出王国维对秦观这两句极尽推崇。

词中“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两句，是秦观用暗喻责怪自己，用眼前事物讲明道理，平易感人，却极有说服感人之力。白居易《白云泉》诗：“太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在人间!”秦观的这两句，似由此来，而这首诗正可作这两句的解释，“更添波浪”，又添烦恼，意极明确。苏东坡多次被贬，且曾被贬到更遥远荒凉的地区，也对这两句极有同感。《冷斋夜话》说：“东坡绝爱其尾两句，自书于扇。

少游死，日：‘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因此，解此二句为“不堪寂寞”是皮相之谈。“桃源望断”句，是对当时社会极为不满的表现。

古之伤心人也

清代词评家冯煦说：“淮海（秦观）、小山（晏几道），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在两宋词人中，秦观、晏几道实在当之无愧。但如果仅仅以淡语、浅语来概括秦观，那却远不足以说明秦观的面目。

许多人都认为秦观是“婉约派”，婉约固然是他的一大特色，然而也只是大致上概括罢了。其实秦观的很多作品，在婉约之中包含着激烈，而且是异常地激烈，可以说他是外婉约而内激烈。王国维看出秦观的这种内在激烈，认为秦观有凄厉一面，并且也肯定这种凄厉。这个看法是值得重视的。

激烈也好，凄厉也罢，如果只是出于个人不幸的遭遇，作品的意义毕竟有限。就拿秦观这首词来说，如果抒发的只是一人的身世之痛，难免使人觉得这种凄厉有些过分，但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这首词所反映的其实是宋朝绍圣年间，新旧两党之间因王安石变法而引起的矛盾激化的情况，而秦观的状况又是整个失败一派（旧派）的悲哀，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单不会认为它过于凄厉，反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采菊东篱下

王国维引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句来自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苏东坡这样评价陶渊明的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合，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东坡题跋·题渊明饮酒诗后》）晁补之也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累远，此未可于文字精粗间求之。"（《题陶渊明诗后》）。

苏东坡读秦少游的《踏莎行》

苏东坡看秦少游

《踏莎行》词后感叹：

“少游已经不在人世

了，虽万千人也抵不过

他这一人啊!”

两位诗人都是从整篇的意境上来看，“见”比“望"高明了许多。王国维在此，将这两句诗称为“无我之境”，就是诗人在写作时忘却了自我的存在，以物观物，所以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达到了物我浑然一体的境界。“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两句正是接“见南山”而来，诗人连用两个“山”字，正说明他并不限于字斟句酌，只是一任诗情的驱遣自然去写。南山沐浴在黄昏的晖光中显得格外迷人，暮色中成群的飞鸟结伴而归。这番景象固然是诗人即目所见的真实情形，然而如此恬静和谐的意境，并非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能体会得到，并将此形诉诸笔端的，正因为陶渊明心中对人事的淡忘以及与自然的浑融，所以才能道出这种“不食人间烟火”般清淡怡悦的诗句，那追逐夕阳，在青山中翱翔的飞鸟，岂不是诗人向往自由人格的化身!

参加白莲社

在这里，我们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法西南人）。早年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职。陶渊明是晋、宋间的诗人、散文家。他志趣高远，学综儒玄，为历代学者所称道。

东晋时期的高僧慧远，在江西庐山虎溪东林寺结盟白莲社，参加此社者都是当时的名流之士，如陶渊明、谢灵运、宗炳、刘程之等人。那时候，陶渊明已交出官印，并作《归去来兮辞》表明心志，不再为政事劳碌。

陶渊明因厌恶官场的污秽，遂隐居舍，享躬耕的乐趣，并开“田园诗派”。但也有不少诗表现了他的政治现想和高尚人格。陶渊明的作品，风格平淡自然，意韵深远，对后世有极大影响。

物我相忘

叔本华认为，人都是有意欲的，只有灭绝欲念才是最高的解脱。王国维受叔本华的这种哲学思想影响较大。一般的作者面对现实，总难免以我观物，感到与客观的对立，常常写成“有我之境”的作品。如果在思想上灭绝欲念，则能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物我相忘的境界，而写成“无我之境”的作品。联系到对我国古代影响最大的儒家的“入世”和道家的“出世”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古代文人志士因“入世”的责任感或不同的际遇，多有或雄壮、或悲苦、或嗟叹、或抨击的文字，表现了强烈的我情我性，因而“有我之境”成为创作的主流；而如陶渊明般早已曾经沧海看破世情的“出世”者，则在田园生活中培养出了淡泊恬适的心境，因而经常沉浸在物我两忘的境地中，写出“无我之境”的作品也就在意料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