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都是幸福的吗?”老师再问道。
“对,我经常都是幸福的。”
“是什么使你感觉幸福呢?”老师继续问道。
“是什么我并不知道。但是,我真的很幸福。”
“一定是有什么事物才使得你幸福的吧!”老师继续追问着。
“是啊!我告诉你吧!我的玩伴们使我幸福,我喜欢他们。学校使我幸福,我喜欢上学,我喜欢我的老师。还有,我喜欢上教堂,也喜欢上主日学校和其中的老师们。我爱姐姐和弟弟。我也爱爸爸和妈妈,因为爸妈在我生病时关心我。爸妈是爱我的,而且对我很亲切。”
老师认为在她的回答中,一切都已齐备了——和她玩耍的朋友(这是她的伙伴)、学校(这是她读书的地方)、教会和她的主日学校(这是她作礼拜之处)、姐弟和父母(这是她以爱为中心的家庭生活圈)。这是具有极单纯形态的幸福,而人们最高的生活幸福亦莫不与这些因素息息相关。
老师又向一群少年、少女提出过相同的问题,并且请他们把自认为“最幸福的是什么?”一一写下来。他们的回答益发令人觉得感动。这是他们的回答:
“有一只雁子在飞,把头探人水中,而水是清澈的;因船身前行,而分拨开来的水流;跑得飞快的列车;吊起重物的工程起重机;小狗的眼睛……”
以下则是少女们对于“什么东西使她们幸福”的回答:
“倒映在河上的街灯;从树叶间隙能够看得到红色的屋顶;烟囱中冉冉升起的烟;红色的天鹅绒;从云间透出光亮的月儿……”
虽然这些答案中并没有充分表现出完整性,但无疑却存有某些宇宙美的精华。想要成为幸福的人,重要的秘诀便是:拥有清澈的心灵,可以在平凡中窥见浪漫的眼神,保有赤子之心,以及单纯的精神。
“活那么大岁数干嘛呀?60岁就够本儿了。”——说这话的大多数是青年人。他们真的不想多活几岁吗?不是。其实他们是怕老,他们害怕老态龙钟青春不再的样子。
然而时间并不理睬我们。它不紧不慢地向前走,让我们每个人最终尝到它的厉害。它也将把中国带人老龄化的新世纪。如果老年生活从根本上是让人担心和烦恼的,那么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不是会变成一个不快乐的人群吗?
杨澜之所以能成功决策人生,是因为杨澜感受了很多睿智的东西,读懂了年龄,读懂了乐观,也认识了衰老和年轻。
杨澜从来不为年龄发愁。现在的白领小资阶层流行一种说法,35岁退休,杨澜觉得这种现象简直不可思议。“35岁我肯定不会退休。如果你只是将职业当成一个赚钱的手段,那么35岁赚够多少钱了,如果你觉得工作很累,你需要环游世界呀,我觉得都很好。但是我喜欢我做的事。我喜欢做一点关于文化的事,我喜欢,没有办法。”
杨澜喜欢老人,她喜欢老人们的豁达乐观,她身边就有两位这样可爱的老人:爷爷和外婆。
爷爷年轻时脾气刚烈,老了倒成了慢性子。什么事都不急不躁。每天捧一杯茶,看一份报纸,或双手拄杖,垂眉闭目,打坐入定,一幅怡然自得的样子,俨然一位老神仙。在93岁的时候,这位老人竟然长出了新牙,杨澜开玩笑地说爷爷返老还童了。但她清楚地记得爷爷80多岁时曾生过一场大病,卧床不起。当杨澜去探望他的时候,爷爷吃力地欠起身,一双瘦骨嶙峋的手紧紧握住杨澜,老泪纵横,似乎对子孙说,又似乎是自言自语:“我想活下去,想活下去啊!”那神情,像是一位迷路的幼童,张惶不安,孤单无助,心中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杨澜悲痛万分,在那一时刻,她突然明白了人类对于生的留恋,对于死的畏惧是多么根深蒂固。比起爷爷,那些轻言生死的人是多么草率和无知,没有经过死亡的考验,又怎知死之轻快?所以,死亡绝不是**,连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那些轻生的人是太不可信了。
杨澜的外婆也是这样一位豁达乐观的高寿老人。80多岁的她依然耳聪目明,每天都要亲自去市场买菜,打扫房间,还要照顾近90岁的老伴儿,好像根本没把老放在眼里。她的座右铭是:“人要劳动,心要放宽。”老人经历坎坷,幼年丧父,家里穷得只能吃蚕豆。她只能整夜地和女儿一起在昏暗的油灯下纳鞋底,勉强过活。年轻时,她和丈夫从浙江绍兴老家来到举目无亲的大都市上海,勤俭持家,撑起一个小小的五金店,生活渐渐好转起来。外婆心地善良,家中前前后后住过十几位前来投靠的穷亲戚,有的一住就是几年。她还热心地资助不少远亲的孩子成家立业。“文革”时,她和丈夫不幸被划为“资本家”,一生的积蓄,所有的家业全部化为乌有。她的退休金也被取消,一时家境陷入困顿。更让老人伤心的是那些原来受恩于她的亲朋好友竟有人以怨报德。但外婆从不以怨报怨,她说:“多做好事,自己心里踏实。”“文革”结束,政府发还了几千元钱,这当然不抵当年被抄去的财产,但她挥挥手说:“身外之物,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一辈子靠自己的劳动吃饭。现在政府给我恢复了退休金,又有了劳保,就可以了。”。
外婆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在杨澜看来,她对“施恩莫念,受惠莫忘”的参悟,远远高于许多知识分子。
简单的“知足常乐”并不是幸福老年的全部秘密。德行的修养,智慧的锤炼,更代表了老年生活中积极主动的一面。
杨澜见过戎马一生的将军,晚年无法忍受侍花养草的生活,整日在对金戈铁马、纵横东西的往事中黯然神伤;也见过平凡一生的看门老汉,在迎来送往的忙碌中,在信件报纸的传递中,自得其乐,对世事的变迁一通百通。
关于老人问题,有人寄希望于在养老金方面为老年人提供经济保障,有人呼吁在医疗护理上为老年人设立系统的服务。而杨澜认为这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社会固然承担着无可推卸的责任,但老年人自身的精神健康才是他们获得幸福的关键。人的精神寄托,实在不能以世俗的功败来评价权衡。
这如何解释?
古罗马著名演说家西塞罗曾与友人细述老年之道。他说:“凡是靠自身不能过美好、幸福生活的人,无论什么年纪都会使他们烦恼;凡是力求从自身寻求各种美好的东西的人,按自然规律必然产生的一切事物都不会使他们觉得可厌。在这类事物中首先要数老年。人都希望能活到老年,却又抱怨它的降临。愚蠢使人变得如此反复无常!”当时有人对西塞罗说:“您对老年的降临如此洒脱,乃是因为您既有名望又有财富的缘故。”西塞罗回答说:“这不假。极度的贫穷中,聪明的人也会一筹莫展;但是愚蠢的人,即使给他大福大贵,他也还是会感到百无聊赖。”
杨澜想把这样的道理布施于人,她想,如果人人都有这种理念,那么这人间将会少了多少痛苦啊。“时间是最能打动人的一股力量。时间能让宫殿成为废墟,英雄和美人都不存在了,但是却能永久的储存住一些人性的感动,并一代代传承下来。”与杨澜对话,感受最深的是她的真诚。每回答一个问题她都会思考片刻,给出一个她觉得最合适的答案。她的语言不冗长但很有质量,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有魅力,吸引着周边的人来倾听。
我们经常把那些随着年龄增长但魅力并不褪色的女性称为“时光雕刻的美丽”,即是说她们的美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杨澜就具有这种特质。杨澜笑着说。“我不想重复老套的话诸如‘心灵美比外表美更重要’,我觉得年轻的美是一种生命的美,它的朝气就是最美的地方。慢慢的随着生命的运转,美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我觉得女人不要失去单纯,头脑和阅历丰富但不世故才会带来一种成熟的美。”
6、学会换位思考
聪明女人聪明地换,杨澜决策人生的很多高明之处都体现在她对事物的换位思考上。所谓换位思考,是指换一种立场、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因为事物的特性不是单调的,而具有多重性和丰富性这样的特点,也就是古语中所说的“远近高低各不同”。
现在,作为申奥大使的杨澜认为,更应强调的是:中国能给奥林匹克带来什么?在这里,杨澜把经营阳光卫视的理念引用过来,倡导“人文申奥”,让世界认识到奥林匹克对于中国的需求,使奥林匹克主义的“空档”大白于天下,通过自己的陈述让奥林匹克评估团意识到奥林匹克所缺的,就是中国所有的,奥林匹克所需的,正是中国能给的,这样宋申奥就主动多了。
中国能给奥运会带来什么呢?杨澜首先看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尤其是中国古代和合思想是与奥林匹克讲求的和谐相一致的。
以往我们在研究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的关系时,往往比较关注作为近代思想产物的奥林匹克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冲突性方面,就连一些学者在东西文化比较中也认为,中国人比较缺乏竞争性和奋斗精神。而杨澜则不这么看,她相信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话:伟大的文明之间在价值的基本取向方面总是存在着一定的相似。
奥林匹克主义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核心。它是伟大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拜旦为现代竞技运动所确定的最高原则和价值体系,其目标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促进和平社会的建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是奥林匹克主义指导下的实践方式。可以说,没有奥林匹克主义及其所规定的目标、原则和基本价值,奥林匹克运动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其灵魂和根基。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与近代奥林匹克思想体系同作为人类文明的精华,在内层结构上必有相通性和一致性。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何奥林匹克运动及其所表达的思想内涵进入中国后,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为中国大众文化及主流思想所高度认同并很快兼容,从而不仅在奥运会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在申办奥运会举办权过程中获得举国支持。
杨澜说,如果从广义的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特征相比而言,中国古代文明与奥林匹克主义是相冲突的,但就历史文化传统而言,中国文化决不缺乏竞争性和奋斗精神。在这方面,中华文明与希腊文明相比毫不逊色,否则,便无法解释这一伟大民族及其文化何以能够如此灿烂辉煌地延续几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