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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选择做自己做特立独行的个性女人（第2页）

“走自己的路”，这句话出自于意大利著名作家但丁。我们在此加上“一定”两字，即为“一定走自己的路”，女智慧女人不会随大流，除了物质的追求外，她们更看重精神。

人与人之间本只有很小的差异，但这种很小的差异却往往造成了巨大的差异!很小的差异就是你的选择是否是服从心灵的，是否是正确的，杨澜的故事也是这样，这里没有什么奇迹发生，一步一步，都从她的选择而来。

在光怪陆离的现代世界中，让我们记住这样一个古老的真理：活得简单才能自由。因此头脑简单也是杨澜决策人生经验的应有之义。

自古从来，一切贤哲都主张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以便不为物役，保持精神的自由。事实上，一个人为维持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物品并不多，超乎此的属于奢侈品。它们固然提供享受，但更强求服务，反而成了一种奴役。现代人是活得愈来愈复杂了，结果得到许多享受，却并不幸福，拥有许多方便，却并不自由。

如果一个人太看重物质享受，就必然要付出精神上的代价。人的肉体需要是很有限的，无非是温饱，超于此的便是奢侈，而人要奢侈起来却是没有尽头的。温饱是自然的需要，奢侈的欲望则是不断膨胀的市场刺激起来的。富了还可以更富，事实上也必定有人比你富，于是你永远不会满足，不得不去挣越来越多的钱。这样，赚钱便成了你的惟一目的。即使你是画家，你哪里还顾得上真正的艺术追求?即使你是学者，你哪里还会在乎科学的良心?

所以，自古以来，一切贤哲都主张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目的就是为了不当物质欲望的奴隶，保持精神上的自由。

杨澜就信奉这样的简单哲学，喜欢简单行事。她的思维方式是简单的，尽管她善长多角度看待问题，但思考问题时她的目标非常明确，也没有那些拐弯抹角的想法。杨澜非常喜欢美国人的开朗自由的风尚。她的行为方式也是简单的，喜欢就去做，不喜欢就放弃。她喜欢文化，那就将文化进行到底；对《正大综艺》的工作不感兴趣了，那就离开；在凤凰卫视找不到发展的空间了，她说走就走；想卖文化了，她就开起专卖店；不喜欢应酬，就推辞，回来跟孩子玩。问她人生是什么，她说人生就是活该；成功是什么，她说成功无定论；问她主持的艺术，她说主持无艺术；问她最缺的是什么，杨澜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我想到国际上最好的学校读MBA。作为经理人，人事管理够麻烦的吧，但杨澜崇尚简单、宽容。她对所有员工都讲这句话：高兴就在这儿，大伙儿一块干下去；不高兴，就请及时另谋高就。杨澜最怕有些人既不肯走又喜欢搞人际斗争。

杨澜是简单的，她的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文化、家庭、阳光卫视。这一切正如她利落的着装、简单的发式，她几乎是透明的。正因为她的简单，她才走得这样稳，这样顺，她才少烦恼，多笑容，无论工作多么忙，压力多么大，她总是那么自由潇洒，不像我们这样眉头紧锁，唉长叹短。

仔细想一想，我们便会发现，人的肉体需要是有被它的生理构造所决定的极限的，因而由这种需要的满足而获得的纯粹肉体性质的快感差不多是千古不变的，无非是食色温饱健康之类。殷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但他自己只有一只普通的胃。秦始皇筑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但他自己只有五尺之躯。多么热烈的美食家，他的朵颐之快也必须有间歇，否则会消化不良。每一种生理欲望都是会餍足的，并且严格地遵循着过犹不及的法则。山珍海味，挥金如土，更多的是摆阔气。藏娇纳妾，美女如云，更多的是图虚荣。万贯家财带来的最大快乐并非直接的物质享受，而是守财奴清点财产时的那份欣喜，败家子挥霍财产时的那份痛快。凡此种种，都已经超出生理满足的范围了，但称它们为精神享受未免太牵强，它们至多只是一种心理满足罢了。

因此，一切奢侈的想法和物品都给精神活动带来不便，它们是灵魂的枷锁。简单行事，这是杨澜的可爱，也正是其高明之处，人生的奥妙全在于此。

对于一个满足于简单生活的人，生命的疆域是更加宽阔的，杨澜会越活越年轻，越走越轻松，越笑越灿烂。

人生无处不选择，生命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关注杨澜就不能不注意到她选择的智慧，讲杨澜的故事不如说是在讲杨澜的选择，选择的智慧就是杨澜决策人生艺术的全部。

在中国众多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中，三十出头的杨澜可以说是最耀眼的一位。从《正大综艺》到美国留学，从香港凤凰卫视再到主理“阳光文化网络电视公司”，杨澜完成了从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到传媒人的跨跃，但这并不是“摇身一变”，其中的每一次选择都是痛苦的。

1994年，放下中央电视台的“金话筒”，杨澜赴美留学。主持人，至今为止还是一个令许多年轻人羡慕的职业，但是杨澜却一直有一种恐慌感。资本市场上，传媒概念正如日中天，阳光卫视左牵“新浪”，右拉“四通”，生逢其时，已成为时势造英雄的绝佳样本，杨澜如愿以偿了。

4、心存一点傲气

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但把傲气存在心里也就有了傲骨，这一点正是智慧女人不同于一般女人的可贵之处。

杨澜说，傲气可能会有那么一点。但人心里有时存一点傲气，也许非常可贵。我想一个人要有自己的做人风格，并不在于你又去多做了什么，而恰恰在你不屑去做什么。比如说，做电视主持，就很容易产生讨好取悦别人的心态，像卖弄自己的容貌或聪明等等。但如果心里真有一点傲气，就可能不屑去卖弄，久而久之，它就可能会成为一种另类风格。当然，这种傲气还得严格把握分寸。

当被问起性格里那种直爽率真，是天生如此还是因为自幼年就一路顺风而后来形成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杨澜回答说：“两方面原因都有。我父亲就是个性格很倔的人，所以在我的遗传基因里，肯定有这种成分。另外，我的确一直活得很顺，虽然也经历过一些起伏，但总的来讲，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已经比别人得到的太多太多了。我有时又想，人并不是非要经历外在磨难才能长大的，也有许多心理磨炼。其实又在于一个人能不能自讨苦吃，并在这种只有自己明白的‘心苦’之中，弥补外在经历的不足。比如最早上《正大综艺》，的确有很大的机遇性，好像很多偶然的幸运，一下都凑到了我身上。但现在再看我离开《正大综艺》之后的经历，就不能说全是靠偶然凭幸运了，其中有很多东西，还是靠我自己努力争取的。最早走红，就像是坐着高速电梯，哗一下就把我升到老高老高，再往下仔细一看呢，却又空空如也什么都是虚的。经过那一段时间，我也很自觉地反省过：老这么忽忽悠悠的可不成，我还得下去重新垒砖头去。可能我现在垒起的高度，还不如当初的一半高，但对自己而言，这却是一个从100回到0，再由0向100努力的过程。因此我如今在电视上说每一句话，都比5年前心里要踏实得多。”

傲气不等于狂妄，因为傲气是一种内在之气，它将是人生路上我们永远的支撑，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人都是需要一点骄傲的。

5、特立独行：主持无艺术

在女人的幸福经验中，保持自我的个性及自身的创造性去赢得一个新天地是很有意义的。

杨澜对主持的理论文章和书籍很有兴趣，但在纽约留学期间，在哥伦比亚的图书馆里，杨澜却只找到一本《采访的艺术》好像与主持有点关系，其他的就再也没有了。

对任何事情都要刨根问底儿的杨澜这次也不例外。

主持人的叫法已经很多年了，作为艺术的一种，应该有自己的理论著作或者是书籍，但现在却没有。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杨澜心中有了疑问，一种深入研究主持艺术的想法在心里产生。既然自己是做这个的，那就该清楚地认识这个职业、明白这个职业。

杨澜开始查阅美国主持人诞生前后的所有文字，做了大量的笔记。对主持人的历史，杨澜这样记录着：美国的电视主持人产生于四五十年代。美国电视发展的早期，电视中的主持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记者出身的新闻主持人，被称为“Anchor”；一类是喜剧演员出身，负责歌舞、说笑等娱乐性节目的主持，称为“Host”。50年代末的主持人主要在游戏、智力竞赛类节目里以公正的形象出现，这些主持人拥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和一定的知识修养，以中年演员为主。60年代，电视中出现了大量的谈话节目，新闻记者和演员分别以亲和力和谈吐幽默给了主持人新的定位。70年代的时候因为电视节目的泛滥，主持人的来源、层次各不相同，这时候的主持人一般都不卑不亢，喜欢提一些富有挑战性的尖锐问题，来刺激观众的观看欲望。主持人的台词开始有专人撰写，但因为很多是现场采访，即兴的问题很多，根据现场需要，要求这些主持人有较强的思辨能力及语言功底，对主持人要求比较高。这样的历史让杨澜有了一个疑问，主持有艺术吗?或者说，主持人的职业算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电视职业吗?

杨澜觉得，从美国主持人的历史来看，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都有来自电视以外的职业背景。这些人层次参差不齐，有的人随机应变，插科打诨；有的人说着提前写好的台词，甚至很多人都离不开现场台词提示器的帮助。所以，杨澜觉得，在美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主持人”这一职业。

面对中西文化对主持人定位上的差异，杨澜慢慢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国内的主持行业更强调专业性，却忽略了其背后的文化意义。

语气的把握、语言的分寸、现场气氛的调节、个人情绪的运用等等常说的一切专业技术或者是要求吧，对于主持人来说虽然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主持人本身所应该具备的涵养素质、文化层次、知识阅历等等人文精神上的内涵对节目的支持。主持人的气质要符合节目的气质。主持人的所作所为要符合节目的需求。

对于这一点，杨澜深有体会。一个主持人，应该全面把握节目的高度，参与到节目中去，而不是简单地背台词。杨澜自己远渡重洋来求学，不就是为了突破念台词的状态，为了更好地把握节目的整体效果吗?

杨澜清楚地认识到主持人的真正价值和位置。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只有认识到主持无艺术，才能放得下一些虚张声势的骄傲，才能在与节目的真正融合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形成自己的风格。

现在的主持人现状不是很好地说明了杨澜当初的设想吗?越来越多的非专业科班出身的主持人的涌现，反而独树一帜，崔永元、毕福剑、刘仪伟等等，都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为了更好地让国外音乐家们在自己的解说里领悟到中国民歌的精髓，杨澜可以说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这些民歌的背景资料研究里去了。杨澜把这些音乐会的曲目分成了几部分，从不同的历史环境、地域风格、文化内涵出发，给它们规划了类别。这样杨澜就可以在很简单的几句话里交代出歌曲的情感，让观众在观看欣赏的时候能够更多地进人中国民间音乐文化营造的艺术氛围当中。

宋祖英为了这次独唱音乐会也用足了心思。她跟杨澜在底下说悄悄话的时候表示，要齐心努力把这次独唱音乐会做成中国近年来最高规格的一次新民歌独唱演出。

在杨澜确定了自己新颖的主持方式以后，宋祖英的演出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用一种新的“交响乐融汇中国新民歌”的形式来展现中国民歌的音乐魅力。担任现场伴奏的是世界著名管弦乐团之一、来自美国纽约的国家交响管弦乐团。另外还有该团的合唱团保驾护航。指挥是中国著名指挥家、身居欧洲多个国家著名歌剧院首席指挥的汤沐海先生。

历来音乐会上的主持都是一种无足轻重但又是必不可少的角色。说主持无足轻重是因为音乐会的主角是音乐，说必不可少是因为音乐的介绍、节目的串联都需要主持人。所以说音乐会的主持人是一种很尴尬的角色。

杨澜在这次独唱音乐会上成功地让主持成为一种艺术形式，成为歌唱艺术前期的一种想象和热身，把现场的观众带人奇妙的音乐殿堂。

曾经有评论说，杨澜是中国的华莱士。但事实上，杨澜并不喜欢华莱士的主持风格：“他（有时）问问题显得有些生硬。”杨澜认为自己向来的重点不在风格，而在内涵：“风格是你在具备一定内涵后才体现出来的东西。”《杨澜访谈录》目前走的路线，是“温和的深刻型”。提及当初节目制作组在风格取舍上的抉择，杨澜说：“到底是开着轰炸机把这块地都炸平，还是钻井取油？后来我们认为，深刻的问题也可以用一种温和的形式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