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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玫瑰铿锵做柔弱而不软弱的自信女人（第3页）

当我问到他何时找回心灵的安宁时，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告诉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决定告诉妻子真相。真相给人自由。在那一晚之后，我就知道自己可以面对大陪审团了……我从我的母亲那里学到了在逆境中生存的勇气。她常说，人生中不顺利是常态，顺利才是暂时的。”

这世界上口才比克林顿好的实在不多，但我相信他的话语还是真诚的，起码比大多数政治人物能够做到的更真诚。同样，我能够体会成龙的真诚。

他在我就“小龙女”事件旧事重提的时候说：“我真的一直防着我太太，因为我怕她把我的财产卷走，我一直只给她够用的零花钱而已……那一天，我给她打电话，没好气地告诉她我发生的事情，我希望她生气，希望她骂我，然后我就可以说，算了，离婚吧。但她没有，反而让我别管她，先去把别人照顾好。我傻了，真的傻了！后来，我就改了遗嘱，把财产的一半交给她，另一半捐给基金会。”

我一边采访一边想：“可怜的女人，她本来就应该得到你的财产的那一半。”但我没忍心打断成龙的叙述，他的感动和他自我感觉的“慷慨”都是真实的。

当然，婚外情所引发的危机并不是人所遇到的最大困境。还有种困境叫“无望”。香港影帝黄秋生演过多年的烂片。烂到什么程度？烂到他演了半天，其实导演是在拍一缸金鱼；烂到导演让他表演驱车狂奔，而摄像机就架在汽车面前；烂到给他的角色只有杀人犯、变态警察或者厉鬼。

他拿不起艺术家的架子，因为有妻子儿女要养活。他只有委屈自己直到大病一场，但心里相信：人生即使如一坨屎，也要让上面开出一朵花来！不管片子有多烂，他要演出不烂的角色，终于修成正果。

还有一种困境叫自我怀疑。哲学家周国平是位智者，就连他也逃不脱这重困境，甚至因为敏锐善感，他的痛苦比旁人还要来得更深切些。当他的好友郭世英在“文革”中因为对真理的探求而悲惨离世，他必须怀疑自己选择的哲学之路还怎么走下去。

当他一个人被下放到偏远的小城，寂寞难当，他有理由怀疑自己是否会终老于此；当他高考返城，在婚姻之外邂逅爱情，他长期在责任和情感的选择中辗转难眠；当他心爱的女儿妞妞在婴儿期就被诊断得了绝症，他和妻子就不得不为保全女儿的眼睛还是生命而痛苦选择，在自责和相互责备中饱受折磨。这生命的难以承受之重，旁人又怎么体会？哲学，又如何能帮得上忙呢！

其实，个人的困境往往也属于时代。心灵的空缺，强烈的不安全感，生活的颠簸和感情的摇摆可能属于每一个人。我们的困境如此真实，而我们的欲望又如此强烈，所以整个社会都在一种焦躁中拼命狂奔，心事重重，生怕被这个已经丢三落四的时代甩在身后。

一种单纯而宁静的心绪显得陌生了。这也许是我们真的应该开始谈的话题。但这，又似乎不是一个谈话节目可以承担的。制片人拿着选题单子来跟我商量：做些创业致富的人物吧，观众还是对怎么赚钱感兴趣。

“哦……”，这是我的困境。

准确地说，是困境之一。

1990年的《中国电视周报》在头版登出了《正大综艺》即将开播的消息。对于长期处于电视综艺文化沙漠状态下的中国民众来说，这条新闻带来的震撼与期待是可以预见的。在这个新闻报道里，还有一句话——这个节目将由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和初登荧屏的杨澜主持。这句话就像开场的锣鼓点，让杨澜登上了电视舞台后就再也停不下来，让中国的电视业界在以后的几年里陆续地看到了“杨澜风暴”席卷电视荧屏的威力和魅力。

第一次的节目录制，杨澜和姜昆就一口气录制了13期。这对杨澜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锻炼。长时间高负荷的连续拍摄让杨澜下来以后感觉到筋疲力尽。

每次录制都是几个月的节目放在一起录制。这样做的好处是电视录制各部门以及各个工种之间容易协调，舞台只需要搭建一次，就能够多次使用，节省了很多开支，其他灯光的架设、道具的准备、人员的安排、摄像机的位置等等属于电视录制制作前期的硬件设备就可以一步到位，节省时间。

杨澜说：“那天，我的心理压力大极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始，虽然有专业的撰稿老师已经写出了每期节目的脚本，也有导演在一边反复地说戏，但我还是越听越糊涂，越想放松也就越放松不下来，最后糊涂得什么也不清楚了。”

杨澜只能暗示自己，我能行，我一定能行。有时候心理暗示就是这么管用，你越说自己不行，你就真的是越出差错；你如果告诉自己，我能行，那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正式录制的那天，走上舞台以后，杨澜突然发现自己开始怕摄像机了。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摄像机工作的时候，镜头前有个红灯，在暗影里发出诡异的亮光。有时候站在摄像机前，注视镜头的时候，偶尔红灯还会与眼睛连成一条直线，眼睛就会觉得一花，心里就会一震，台词在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竟然成了杨澜前期电视主持生涯里的一块心病。

刚开始录制时，杨澜也出现失误，有时候会穿帮，有时候也会笑场，忘了台词的时候也时常出现。这是正常现象。剧组的人都很宽容，每次都在导演的指挥下再次开始。杨澜对这点一直心存感激。

《正大综艺》是中央电视台照本宣科引进的海外已有的节目形式。这种中外合办的电视项目史无前例。这个节目早已有其固定的模式，已经成功地在世界各地运作了很久，包括港台地区，有很高的收视率。

这是一档知识性与娱乐性或者说是趣味性相结合的综艺节目。节目以旅游的形式介绍世界各地的风景、习俗，由台湾的几位导游出任外景主持人，力图让中国观众通过电视了解世界。它的内容很丰富，有地理风情、奇闻轶事、生活知识、游戏猜谜等等。据央视调查公司的全国收视调查，1993年《正大综艺》栏目的收视率高达16。3％～22。6％。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成为了当时爱看这个节目的人都耳熟能详的口号。在旅游外景当中，每个片段都会留下一些有关风土人情的问题，室内的观众、嘉宾一起来谈论这个片段。也就是说，在《正大综艺》节目当中，主持人的分量很重，整个节目都需要主持人的串联，使其形成一个专题的综艺节目。主持人成为这个节目的灵魂。

伴随着海外的湖光山色，旅途中那些趣味见闻，被编织在杨澜和主嘉宾的问答之中。杨澜逐渐形成了自己清新脱俗的风格，在主持人的队伍当中脱颖而出。”

“阳光文化”做历史和人文传记两大类的纪录专题片，这正是杨澜的专长。杨澜认为，这类节目是个潜在的大市场，约有10％左右的人在长期收看这类专题片，中国有着光辉灿烂的五千年文明，深厚的文化底蕴可以为“阳光文化”提供无穷尽的精神食粮。“阳光文化”集团已在香港、上海、北京耗巨资建立了三个制作中心，并组建了一支节目采购队伍，已和美国A&E公司及国际多家专题节目供应商形成了稳固的联盟关系。目前，阳光已建成拥有超过1万个标题的纪录片片库，到2001年底，有合同保障节目标题可达到4万个。虽然阳光卫视有着亏损6000万的记录，但是这是在一个初级阶段，大量的设备购买和建设的时期，因此这样的亏损是可以理解的，而杨澜目前的频频亮相说明其的活动能力在不断地加强，而作为中国申奥的形象大使，更是让人们对她抱有了一份别样的自信。

5、坚信事不在难，用心则灵

在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多数女性都有着同一个目标，但是成功的只是少数人，多数的女性如枯叶纷纷败落，她们并不是不聪明，也不是没有努力，原因就在于缺少坚韧的恒心，在小小困难面前就会止步不前。恒心是成功不可缺少的条件，只有那些能够善始善终，持之以恒的人才取得了最后的成功。

行色匆匆的杨澜给人一种沉甸甸的厚重感和使命感。她一次次地胜出，一次次地在关键时刻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使命。面对她，我们无法不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样的判断。

如今的杨澜，沉着稳健、成熟敏锐，此番风度令人折服。破解她不断胜出、不断超越自己的秘密，其实你完全不必把它想像成像可口可乐神奇的“7X”配方那样扑朔迷离。真的很简单，无非是：用心去做。

也许这种专心致志的性情是从小就养成的，那时在大学工作的父母总是教育杨澜上学就是好好读书，做人不要搞小动作，不能贪小便宜……这些教导在杨澜身上根深蒂固。

杨澜从小就不是一个特别有远大理想的人，中学时有个同学说她的理想是获得诺贝尔奖，杨澜听了很震惊，看到别人那么有理想而自己却“胸无大志”，觉得很惭愧，为此她还写了一篇日记。

尽管没有高远之志，但杨澜总是有一些很具体的目标，正是这种具体保证了她选择的不盲目。考大学的时候杨澜也还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既想做历史学家，还想做社会学家，最后还是听了父亲的决定：要是想不明白就先学英语吧，反正英语是工具。

单纯的环境，具体的目标养成了杨澜做事专心的特性。杨澜自认为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不会为了赚钱去破坏自己内心的准则，她说这样做有的时候会吃亏，但从长期来看，总会得到回报。

正是这种做事情一心一意、脚踏实地的态度，铸就了杨澜的定力和魅力；“我做事比较专心，而做电视这个行业是很容易分心的，可能是做事用心专心，才有了一些成绩。每次采访我都要做很细致的准备，像学生备考一样，对采访对象的准备，仅总结性资料就很厚，我要求自己以一种学术的态度对待每一个采访。在上海《财富》论坛上，我采访《财富》杂志的主编，当我问到第三个问题时，他就站了起来，他说：“你是这次采访我的记者中准备最充分的一个。”采访过程中，他连续3次说：“你的老板应该给你加薪。”

尽管不停地变换着角色，但杨澜专心致志的态度却依然如初。有了心灵的支撑，天下事有难易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