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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使人信服攻心为上（第2页）

用兵的法则是，能使敌国完整地降服是上策，击破敌国就差一些；能使敌人全军降服是上策，击破敌军就差一些；能使敌人全旅降服是上策，攻垮这个旅就差一些；能使敌人全卒降服是上策，打败敌卒就差一些；能使敌人全伍降服是上策，打垮这个伍就差一些。因此，百战百胜还不是好中最高明的，不战而降服敌人才是优胜中最高明的。

孙武以非战手段避免兵燹战祸的战略为指导思想，认为军事斗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安国全军保民，而任何战争都不可避免地造成军民伤亡和经济的破坏，因此他提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本义是：不通过直接交战而使敌屈服。按照他的主张，大至于敌国、敌军，小至于敌之旅、卒、伍，都可以不战而使之屈服。也就是说，孙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既是一种战略主张，也是战役、战斗的主张；当然，重要的还是战略主张。

怎样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孙武没有具体论述，但从全书中可以反映出其基本内容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心理等斗争手段，把战争遏止于萌芽状态。这种战略目标只有在具有诸多绝对优势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孙武在肯定这一思想的同时，基本的还是论述以战制敌。

康熙十三年，任陕西提督的王辅臣打死了陕西的刑部尚书莫洛，举兵反叛了。这个王辅臣，是山西人，强盗出身，为人骁勇善战。顺治年间就已反叛过清廷，后来归降后随洪承畴南征时升任总兵，到了吴三桂手下，吴三桂待他如子，非常信任。

在一次酒后，王辅臣骂了吴三桂的侄子吴应麒。吴三桂为此让人捎话责备王辅臣，说：“你要吃我的脑髓，这是什么意思？惹得别人笑话我，说我吴三桂老头儿平日对王辅臣爱如珍宝，现在反要吃他的脑髓，岂不让人寒心！再不能说这种话了”。王辅臣听了此话心中不满，就找机会离开了吴三桂，调到平凉任陕西总督。吴三桂对此十分惋惜，给他两万银子做路费。吴三桂反清后，极力对王辅臣实施**，王辅臣又感念起吴三桂的旧恩，果然又回头上了吴三桂的贼船。

然而，康熙面对突然事变，却镇定不惊，进行了冷静的沉思。康熙认为王、吴之间，感情并不扎实，于是不惜一切对他采取招抚政策，主要动机是减轻主战场压力，保证正面战场以主要力量打击吴三桂。康熙帝深知王辅臣为人，尽管他是第二次叛变清朝但居心不坚，假如再度宽容，相信会招抚成功。为此他专敕慰勉，说王辅臣杀死将军莫洛的原因是由莫洛控驭失宜，军心不服所致。任用莫洛，是他皇上本人知人未明，咎在朕躬，于你王辅臣是没有罪的。此说教最终感化了王辅臣，使他重新归顺了朝廷。

康熙对王辅臣的招抚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说明他善于在军事战争中结合政治手段，把军事斗争升华为政治斗争的继续而取得成果。在战场上，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必要时政治策略能起到军事战略一时所起不到的关键作用。王辅臣的归抚，使得朝廷从而解脱了西北战场的军事威胁；挫败了吴三桂借助王辅臣之叛，从西北方向进军北京的阴谋和企图。这以后，康熙广泛使用剿抚并用政策，在军事打击的同时，以招抚瓦解敌人，收到了重大效果。

继西北招抚成功之后，福建耿精忠也被招抚归降，致使闽、浙相继平定。后叛的尚之信也被招抚归降。康熙向各地统帅、督抚部署：凡在贼中文武官员兵民，悔罪归正，前事悉赦不问，仍照常加恩。如果有擒杀贼者，投献军前，或者以城池兵马归抚者，仍论功奖赏。依此形成制度，每到战役关键时刻，康熙帝都发招降敕书，由专门负责招抚的人掌管送达。可说是攻心战。

而对于个别投降之后又复叛的人，则不一味宽容，而是加重处理。如广东的祖泽清于康熙十七年再次叛清，康熙下令兵部训斥他：前次叛时你可以说自己是被逼迫，不得已而从贼的，现在你降后复叛，就说明你是“苦心附贼可知”，即死心踏地了。于是康熙明确宣布：罪情重大，国法难容。不许招抚，亦不许其投诚。最后捉住一定要处死。这就给一些归抚的人敲了警钟。

招抚政策显示了威力，极大地削弱了叛军的力量。在三藩之战中，为彻底平定叛乱，在情形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康熙帝以一颗不变应万变之心，采取一系列剿抚并用的战略，使叛臣归降，孤立主要敌人，从而扭转了僵持的战局，最终打击了极少数顽固叛贼，取得了全面胜利。

在收复台湾的问题上，康熙帝同样采用招抚政策，他总的指导方针是：先抚后剿。把招抚明将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作为主要目标。由于战略决策的正确，加上总督姚启圣和提督施琅的忠实执行，使康熙帝的招抚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大大减轻了渡海作战的难度。对台湾的招抚不仅针对郑氏官兵，康熙还非常重视出示安民、秋毫无犯、使百姓乐业的宣传。

为使招抚取得重大成功，康熙对下边的合理建议往往给以大力支持。譬如郑氏集团曾有人想栽赃陷害原海澄公黄芳泰，因黄芳泰在汀州居住，所以归抚的将士们不敢来漳州、汀州归降，怕受到报复，而且汀、漳二州有不少人冒充海澄公的家人，故意做出违法的事情，让地方官吏不敢过问。对此，闽督姚启圣特意疏请康熙帝下令，让海澄公黄芳泰离开汀州，以利招抚。康熙看到疏请，马上命黄芳泰举家迁赴京师。

为了加强招抚效果，加快招抚，同时显示招抚的承诺，康熙帝对归抚而来的降将尽量给予委任，表现好的还委以重任。最后和平收复台湾，基本上完全依赖于招抚的成功。

招抚也即劝降，劝敌投诚，在古今中外战场上均有所见，是传统兵法之一，也是现代做人成事之谋道。因此“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一条智慧无边的大学问。

4．诚信是世界上最大的资产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孙子兵法·始计篇》

信，即诚信。人生在世，“必诚必信”。也就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必须诚实守信。诚实是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守信是格守信约，说到做到。

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言必信，行必果，这是做人的学问，也是领导管理的学问。

诸葛亮四出祁山时，所带兵马只有十多万。而魏军主将司马懿迎战蜀军，拥有精兵三十余万，还有久经沙场的大将。蜀、魏两军在祁山对峙，旌旗猎猎，鼓角相闻，战斗一触即发。

正在这紧张时刻，蜀军中有4万人因服役期满，需退役还乡。蜀军将领们都为此担忧：一旦离去4万人，部队的战斗力将大打折扣；服役期满的老兵们也忧心忡忡：大战在即，回乡的愿望肯定要化为泡影。将领们共同向诸葛亮建议：延期服役一个月，待大战结束再让老兵们还乡。

诸葛亮断然说：“治国治军必须以信为本。老兵们归心似箭，他们家中的父母妻儿也盼亲人回来望眼欲穿。我怎么能因一时的需要而失信于军民呢？”说完，下令各部，让服役期满的老兵速速返乡。

诸葛亮的命令一下，老兵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随后，一个个热泪盈眶、激动不已。这一来，老兵们反而不走了，“丞相待我们恩重如山，如今正是用人之际，我们要奋勇杀敌，报答丞相！”老兵们的**对在役的士兵更是莫大的鼓励。蜀军上下，群情激愤，士气高昂。

四出祁山，诸葛亮虽然没能取得预期的功绩。但他设计诱杀了魏军大将张郃，又在形势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平安地率领蜀军撤退回国，这不能不说有4万服役期满的老兵的功劳。

苏洵云：“为将之道，当先治心。”一个组织的领导者要想真正得到一个人的忠诚与归顺，必须从情感和良知上征服他，让他感激你则为永久之功。

以“信义”争取民心，这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天下之际，更是如此。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法令已经制订好了，但还未公布，他担心老百姓不相信，就竖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在南门口，说：“谁要是将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口，就赏给他十两金子。”老百姓感到奇怪，不敢搬。商鞅又说：“能扛到的赏给五十两金子。”有一个人扛起木头走到北门口，商鞅马上赏给他五十两金子。这样一来，变法的法令一公布，老百姓们就相信了。由此看来，商鞅立木是为了立信，以此告示天下，表示坚守信用，是为变法鸣锣开道的。

西门豹治邺时，将粮食储藏在民间，说好战争一旦爆发，以鼓为号，立即将粮食集中起来。魏文侯不相信，西门豹于是登上城楼，下令击鼓。第一遍鼓响之后，百姓们有用肩背的，有用车装的，迅速把粮食集中起来。魏文侯说：“算了，让他们回去吧！”西门豹说：“在老百姓中建立信义不是一天就可以完成的。一旦欺骗了他们，以后就不能再取信于民了。现在燕国侵占了我国的八个城市，我请求让我率军向北反击，以收复被侵占的城池。”于是，举兵讨伐燕军，收复失地后，凯旋而归。

司马光曾经说过：“信义，是君王的最大法宝。国家靠人民保护，人民靠信义保护，不讲信义，就无法使唤人民，没有人民，就没有办法守卫国家。所以，古代的君王，不欺骗天下之人；称霸天下的人，不欺骗邻国；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欺骗自己的臣民；善于持家的人，不欺骗自己的亲人。如果上面不相信下面，下面也不相信上面，上下离心离德，最终导致失败。这岂不是太可悲了吗？”

为人处事，信守诺言是非常重要的。那些受欢迎的人，常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他们的特长展现在人们面前，其中最显著的特长便是任何时候都有守信、遵约的美德。

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之一，自古以来，中国人都十分注重讲信用，守信义。清代顾炎武曾赋诗言志：“生来一诺比黄金，哪肯风尘负此心。”表达了自己坚守信用的处世态度和内在品格。可以说，中国人历来把守信作为为人处世、齐家治国的基本品质。

东汉时，汝南郡的张劭和山阳郡的范式同在京城洛阳读书，学业结束，他们分别的时候，张劭站在路口，望着天空的大雁说：“今日一别，不知何年才能见面……”说着，流下泪来。范式拉着张劭的手，劝解道：“兄弟，不要伤悲。两年后的秋天，我一定去你家拜望老人，同你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