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离北京只有200里。北伐军又多次派出问谍混进北京,打听清方军事部署和城防。可是,这些情报工作人员通常不识字,看不懂公文告示,只能凭道听途说或者是现场直感作为信实。有如,当时的天津城防务极为空虚,当北伐军在间谍向导下,到达离城10里的汪庄子、大稍直口时,因遭到天津知县谢子澄所率领的地方团练截击,就以为天津有强兵守备,不敢硬攻,退回去了。
这时,僧格林沁和胜保的军队已分别赶到天津北面的杨村(今武清),与天津团练共同防守,尾追的西凌阿、善禄部队也已到达。清军在天津的力量骤然增强,北伐军攻占天津已是渺望。
北伐军李开芳部前锋驻屯杨柳青和独流,林凤祥部驻屯静海,3地各相距几十里,互为犄角。全部人马有4万余人,含骑兵几千人。
清帅僧格林沁已将大本营由涿州移至杨村,由胜保指挥前线战事。北伐军多次击退胜保的进攻,但他们只有采取守势,因清军装备精良,拥有所谓五千斤、八千斤和五六百斤的神威大炮,另有抬枪、鸟枪手几百名,连环施放,使己方甚受威胁。未几,北伐军放弃杨柳青,坚守独流、静海两地,兵力已减为3万余人。
时值北国隆冬季节,冰封千里,气候寒冷;而北伐军孤军深入,给养多就地获取,但周围村庄尚在水淹中,无粮供应,致使其在饥寒交迫之中,多有饿死冻死的。
北伐军已濒临死亡的临界线上,但仍表现了无畏的战斗精神,他们仍多次击退了敌军的进攻。
有一次,胜保在北京增援部队到达后,亲自督领1万多名将士,在雪地上大举进攻独流。李开芳引军迎战,清军先锋大将达洪阿挥师先进。北伐军稍作交锋,就佯作不支后撤。清军争先恐后追赶前来,不料陷入埋伏圈。副都统佟鉴正要回马,被北伐军新战士王小勇长矛刺中,挑下马来,当场一命呜呼。
天津知县、团练统领谢子澄见了赶忙来援。王小勇认识对方是谢知县,走上阵前,大喝一声,把他活捉过来;将士簇拥向前,将他乱刀杀死。清军全部溃散,神威大炮也丢掉了一半。
谢子澄很能打仗,也有威望。他被杀死后,所部团练因乏人主持而人心涣散。而胜保也因为兵败,被朝廷拔去花翎、降4级留任的严厉处分。皇帝还责令僧格林沁移营独流、静海前线,直接指挥战事。
北伐军的粮草、火药渐渐短绌了。他们的兵员损折近半,只有2万人了。眼见援军渺茫,而四郊多垒,长期困守独流、静海两城,已非长策。
1854年2月5日,林凤祥会同李开芳放弃静海和独流,突围南下。时值大雪纷飞,将士在冰路上踏雪,冒着凛冽的寒风,只穿单薄的衣裤,裸皴裂的双足,踽踽行走60余里,途中艰苦倍至,不成队形。过后又因道路解冻,淤泥节节皆是,行路更难。
此时,僧格林沁派出的蒙古马队奔驰而至,跟踪追击。北伐军将士极大多数是步兵,抵挡不住马队的冲击,损失惨重。
据当事者目击,就在突围这天的黑夜急行军,北伐军将士仅因冻足落后和冻倒路边束手被杀的,就有1万多人;如果再加上冰上冻死的、陷泥中自杀的,那就更多了。林凤祥、李开芳等人安排的这次大撤退,真可以说是大丧元气。
后来,有参与这次大撤退的北伐战士痛定思痛,追忆惨景时批评林凤祥,说他“明知冒雪履冰,贼咸伤足,而不稍加爱惜,趋之夜行泥途,死去悍贼过半”。(《复生录》)
林凤祥等北伐军高层确是疏忽了。
来自南中国的北伐军将士,行军作战通常都是习惯于赤足、不着鞋袜的。林凤祥等贵为丞相,行军作战都有挂着双铃铛的座骑,而且还常乘轿子。据记载,林凤祥在北伐行军中所乘的轿子,有驴车车厢那么宽敞,里面还铺有温暖的狐裘貂皮。其余丞相和高级官员也可作如是观。他们有了代步,就再也不关切、或是没有能想到基层将士的甘苦了。
这场大撤退,使北伐军走进了彻底败灭的死胡同。
自此年2月上旬到3月上旬,由静海、独流大撤退的北伐军,被僧格林沁的骑兵牵制在冀中河间、任丘之间的束城、米各庄等村集,两军对仗,互有胜负。北伐军度日似年地盼望援军北上。
3月9日,北伐军冒浓雾出束城,长途南下,攻占阜城。在据守阜城的54天里,北伐军仅以1万余所剩兵力对抗僧格林沁的3万围军,双方时战时停。故技重演,他们仍株守孤城,还是盼望有援军前来,会师北进。在一次战斗中,吉文元战死。
吉文元战死在哪里,在当时就有3种说法:一说是战死在河南怀庆,为清军马队流弹所击中;一说是战死在独流,还获得他的尸体,身中3矢;一说就是阜城。
通常多认为是阜城战死说。但即使是阜城说,也有两种版本:
一家是僧格林沁的报告,内称吉文元是在阜城东门外抗拒,而战死的,“见贼队中有大黄方旗一面,骑马贼目头戴黄风帽,我兵即开炮向击,吉林、黑龙江马队枪箭齐施,射中该逆腰肋等处。旋见该贼目身带3箭,跌马倒地,群逆抢回。”
一家是《复生录》作者的追忆,说吉文元是与清军某军官比枪法而伤命的,“忽一日,伪春官副丞相吉明远(文元)与马队中一蓝顶花翎官员比枪,吉明元(文元)枪药是贼营所造,磺少力缓,枪声同响,而吉枪之甫出,即先中喉身死。”
两说各有不同。
¤咸丰皇帝得悉北援军深入山东境,将至阜城与北伐军会师,
大声惊呼:将毙之虎,又生双翼
林凤祥、李开芳等孤军北上,转战千里,在进入黄河流域、接近清王朝腹地后,已深感兵力不足,缺乏后援,就几次派遣人员,装扮成乞丐、贫民南返天京禀报。
可是,太平天国除了天京还有城防部队可充预备梯队,已缺乏足够的机动力量。它无兵可调。
这时江北重镇扬州,已被江北大营琦善的部队等围攻了半年,到了粮尽弹绝的边缘,城内处处荒荆蔓草、狗猫鼠鸟都吃尽,吃到煨牛皮箱、煮钉鞋底。天京政府只得动用了城防部队,派赖汉英率众来救,从三叉河进军扬州,救出守军,安全撤退。
拆东墙补西墙。杨秀清就命这支由夏官又正丞相曾立昌率领的扬州守军,另加上夏官副丞相陈仕保、冬官副丞相许宗扬的部队,组成北伐援军,统领15军约7500人,于1854年2月4日经安徽北上,在攻占桐城、舒城后,又与捻军联合攻占六安州,占领正阳关、颍上、蒙城和河南永城,顺利渡过黄河,进入山东,连克单县、金乡、巨野等多县,并于3月31日包围运河咽喉、商货云集的重镇临清。
仅1个多月时间,北伐援军未经大仗,就随得随弃了二三十个府城县城,所过州县毫无阻滞,如入无人之境。(《咸丰朝实录》)
在此期间,沿途的破产农民、受灾饥民、溃勇、游民和会党成员,纷纷参加北伐援军,使援军总人数增加到了4万余众。人数虽然增多了,但部队成员结构也就更为复杂。曾立昌等领导人又都不懂得注意对新参加者的纪律约束和组织整顿,以致尾大不掉,为后来全军惨败埋下了伏笔。
咸丰皇帝得悉北伐援军长驱深入山东境地,深恐和阜城的北伐军会师,顿使将毙之虎又生双翼,再致蔓延,即命僧格林沁派遣胜保、善禄等部会同新任山东巡抚张亮基赴临清州。当他们来到临清北门时,北伐援军正从州城东、西、南3面围攻。胜保和张亮基意见相左,相互弹劾;善禄军躲在远处,置若罔闻。
4月12日,北伐援军在强攻13天后夺取了临清。原先以为可以由此获取丰盈的粮食,不料在战城前夕,知州张积功已知危城难保,竟将积聚的粮米移于火药局前;当城被破时,就将它尽付一炬。北伐援军夺到的只是一座空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