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我说,“您要是想走,我去跟孙权说。”
她苦笑了一下:“他不会让我走的。”
我知道她说的对。
孙权不会让她走。不是因为舍不得她,是因为孙绍。孙绍是孙策唯一的儿子,是孙氏血脉的延续。孙权可以善待他,可以封他做侯,可以让他衣食无忧,但绝不会让他离开自己的眼皮底下。而大小姐是孙绍的养母,孙绍在哪里,她就只能在哪里。
她走不了。
从孙策死的那一天起,她就被钉在了这里。不是被钉子钉的,是被“孙策遗孀”这四个字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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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一天地过。
大小姐的生活变得极有规律——卯时起床,梳洗,去孙绍的房间看他,陪他玩一会儿;辰时用膳,然后回房,坐在窗前看书或者发呆;午时再用膳,然后小憩半个时辰;下午偶尔弹琴,偶尔做针线,偶尔写几个字;酉时用晚膳,然后去孙绍房间哄他睡觉;戌时回房,坐在窗前,发呆,直到深夜。
她的话越来越少。
以前她还愿意和我说几句闲话,问问二小姐的情况,问问江东的时局。渐渐地,她什么都不问了。不是不想知道,是觉得知道不知道,都无所谓了。
她像一潭水,被人抽走了源头,虽然还没有干涸,可已经不再流动了。水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映得出天上的云、岸边的树,可那些云和树都是别人的,不是她的。
有一次,二小姐来看她。
姐妹俩坐在窗前,相对无言。二小姐给姐姐带了桂花糕,是大小姐从前最爱吃的。大小姐拿起来,咬了一口,嚼了很久,咽下去,然后放在了一边。
“不好吃吗?”二小姐问。
“好吃。”大小姐说。
“那你怎么只吃了一口?”
大小姐想了想,说:“不知道。就是不想吃了。”
二小姐看着姐姐,嘴唇抿得紧紧的。
“姐姐,”她说,“你这样下去不行的。”
“行不行,都得这样过。”大小姐说。
“你才二十岁!”二小姐的声音高了起来,“你才二十岁,你不能就这样过一辈子!姐姐,你还有我,还有绍儿,还有——”
“还有什么?”大小姐打断了她,声音不大,可那里面有一种让二小姐说不出话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悲伤,是一种比这些都深的疲惫,像一个人走了很远很远的路,腿已经迈不动了,可她还在走,只是机械地、麻木地一步一步往前挪。
“婉儿,”大小姐说,“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
二小姐摇头。
大小姐看着窗外,院子里那棵梧桐树的叶子已经开始黄了,边缘卷起来,风一吹就沙沙地响。
“是早上醒来,发现自己还活着,还得把这漫长的一天过完。”
二小姐的眼泪唰地下来了。
“姐姐……”
“别哭。”大小姐说,声音依然很轻很轻,“我说这话不是让你哭的。我是想告诉你——我还活着,我还在过每一天。虽然很漫长,虽然很难熬,可我在过。”
她伸出手,替二小姐擦掉眼泪。
“你不用担心我,我会把绍儿养大,我会吃饭,我会睡觉,我会活着。只是……”她顿了顿,嘴角弯了一下,弯出一个浅浅的、苦涩的弧度,“只是不会像从前那样活了。”
二小姐握住她的手,握得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