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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风执炬（第3页）

就在说话的空当，我突然感到鼻腔一热，一股温热的液体毫无征兆地涌了出来。我抬手去擦，可指尖染上的不是鲜红，而是粘稠的、像石油一样黑色。

艾文手里的叉子“当啷”一声掉在盘子里。

“诺亚……”他声音发紧。

我摆了摆手，迅速抽出几张纸巾按住鼻子。“没事，”我轻描淡写地笑了一下，“我只是最近太累了而已，熬夜多了，上火。”

我们彼此都心知肚明，半人类活不过三十岁的诅咒终于开始在我身上应验了。它在赋予我超越常人的思维速度的同时，也像一场失控的野火，过早地耗尽了生命的燃料。我的身体正在以可怕的速度衰老，鼻腔里溢满腐烂的液体，反应比预想中来得更早，连最后一点侥幸的余地都不肯给我留下。

艾文希望我停下所有工作，休养，治疗，哪怕只是放缓节奏。他说这些话时眉头拧着，语气里带着恳求和忧虑的意味。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面有些东西比几年前更深了。我记得他十几岁时那种惊慌的、寻找依靠的眼神，和现在完全不同。此刻他看我，倒像在看一个随时会碎掉的东西。

那种眼神可真让人难受。

但我停不下来。我怎么可能停下来呢？我这种人也配不上什么安稳的晚年，时间就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剑尖已经触到了我的头发，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不可逆转地下落。

我还有那么多未完成的实验，那么多刚有眉目、亟待验证的猜想，那么多想从这该死的命运手里抢夺回来的东西。我的研究或许不能救我自己的命，但万一呢？万一它能给其他像我一样的人、被病痛折磨的人类、悲愤于出生的喰种留下一线不一样的生机呢？这个“万一”像鬼火一样在我脑海里燃烧，驱赶着我，让我无法停下脚步。

我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两分钟用，焦虑开始如影随形，我越来越依赖加了镇定成分的烟和烈酒。实验室的灯光常常亮到黎明，我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一个不知疲倦、濒临破碎的幽灵。

很快，艾文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他主动辞去前途无量的职务，递交了调岗申请，转入了后勤训练部门，在总部负责新搜查官训练。他开始频繁出现在我的实验室里，在我连续工作十八小时后强行将我拉离房间，在我因为关键数据无论如何也匹配不上而情绪失控、发疯地砸掉所有试验品时一言不发地帮我收拾干净。

我们陷入了一种奇怪的拉锯战，我像扑火的飞蛾，拼命压榨所剩无几的时间，想在身体彻底崩溃前完成所有已成执念的事；他用尽一切办法，试图让我慢下来，多活一天，再多活一天，试图将除了研究空无一物、正冲向悬崖的列车拉回到哪怕稍微平缓一些的轨道上。

二十六岁的春天，天气转暖，树枝抽出嫩绿的新芽，柏林街头开始有了鲜艳的色彩。就在这样一个生机萌发的季节里，我收到了一个坏消息：蕾娜去世了。

她是和我们有相同过去的女孩，比我大两岁，有一头漂亮的栗色卷发。从研究所逃出去后，她在康德街开了一家小小的烘焙店，店面不大，总飘着温暖的黄油和焦糖香气，时常托人给我捎来刚出炉的苹果派和手工制作的香肠。

我知道她过得并不轻松，实验留下的慢性病一直困扰着她，但她从不向我诉苦。最后一次通话时，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虚弱，依旧带着笑意：“诺亚，我在学插花呢。把不同的颜色和形状搭配在一起很有意思，感觉像是在创造一个小世界一样。”

可她终究没能创造出一个足够坚韧的世界来容纳自己残破的身体。在一个平静的夜晚，她的器官因为后遗症彻底衰竭，医院监护仪的警报声并没能挽回什么。收到消息时，我正在分析一组关于疾病细胞凋亡的对比数据。手中的电子笔从无意识松开的指间滑落，掉在实验台边缘，弹落到地面，咕噜噜滚进了台底深处。

我弯腰去捡那支笔，手伸进台底摸索，只摸到一手灰尘和几根电线，笔不知道滚到哪个角落里去了。我就那样趴着，脸贴着冰凉的地面，忽然觉得全身的力气都被抽走了。

下一个会是谁？我脑子里过了几张脸。记忆里的蕾娜站在她的烘焙店里，系着沾满面粉的围裙，笑着递给我一块苹果派。她的手指上有细小的烫伤疤痕，指甲剪得短短的，因为和面的时候长指甲不方便。她总是说诺亚你要多吃点，你太瘦了，研究那种东西多费脑子啊，我给你多加了一把核桃。

那块苹果派我没吃完，当时接了个紧急电话就匆匆走了，剩下的半块搁在副驾驶座上，后来冷掉了，硬了，扔进了垃圾桶。她再也没能给我烤第二块。

我慢慢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膝盖上的灰。屏幕上的数据还在闪烁，数字和曲线冷漠地前进着，像是在嘲笑所有来不及的挽留。

我亲手给她置办了葬礼，地点在柏林近郊一片我多年前就购置下来的墓园，位置有些偏僻，依着缓坡，胜在能望见远处森林朦胧的轮廓。墓园里的石碑已经有很多了，每一块下面都安息着一个曾与我分享过同一段噩梦的灵魂。我是他们当中走得最远、站得最高的一个，也成了他们唯一能联系上、偶尔可以依靠、最终为他们送行的人。

不知不觉，料理他们的后事成了我沉重的责任。看着棺木入土，泥土覆盖，我有时会想：血肉终将喂给杂草，骨骼会被岁月和月光漂白。这片寂静的墓园或许就是我为他们、也为自己提前准备好的最后的归宿了。

其实也不算坏，至少他们死后有我送一程。等我死了，除了艾文大概没人为我料理后事，但愿那时候他已经不需要我了，不会因为我的死而偏离自己的轨道。

葬礼结束后，我去了蕾娜生前租住的公寓。房东正在清理遗物，一个九个月大的女婴躺在婴儿床里，不哭不闹，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天花板剥落的一小块墙皮。床边的小桌上，半罐奶粉已经快见底了。

我把她抱了起来。她很小，很轻，包裹在一条洗得发白的旧绒毯里。她看着我，眨了眨眼，伸出小小的藕节般的手臂，抓住了我一缕垂落的头发。就像许多年前，曾经也有一个什么都做不到的女孩，拼命想要抓住那根名为“自由”的稻草一样。

我低下头，用脸颊轻轻碰了碰她柔嫩的额头。

“跟我回家吧。”我轻声说。

几天后，艾文来实验室找我时，我正姿势别扭地试图给婴儿喂奶。奶瓶的角度不对，她喝得很费劲，小脸憋得通红。我手忙脚乱地调整着，差点把温好的奶洒在她小小的衣服上。

“这是谁？”艾文站在门口，手里提着晚餐的保温盒应声落地。

“蕾娜的女儿。”我没有抬头，专注于纠正奶瓶的角度，“我收养了她，名字叫未来。”

艾文的表情迅速沉了下来。眉头锁紧，他非常不赞同我收养一个不到一岁的孩子。不明白为什么在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时候，还要往肩上压更多的重担。

几个月后的晚上，我在实验室工作到凌晨三点，一项关于赫包移植的实验终于推进到了必须进行活体测试的关键阶段。我需要找到合适的受体，测试移植后的排斥反应和控制情况。局长给我的备选名单很长，上面是一些编号——罪大恶极已被判处极刑的重刑犯，以及少数签署了高风险知情同意书的志愿者。当我开始苦恼地整理受体名单时，艾文制止了我。

“把我加上吧，或者只留下我一个。”

我凝视着他的眼睛，里面只有多年并肩作战、相互依存中塑造出的、几乎成为他生命一部分的忠诚。

“这可能会死，变得不人不鬼。”我说。

“我知道。”他回答得很快，“可你也不会在没有选择的人身上做这种实验的，你需要一个足够强健、意志足够坚定、并且完全理解实验意义的受体。如果成功了，或许在未来能拯救更多的人。”

他没有说出口的是，他相信我。或许艾文是在用这种方式，回报我当年将他从泥沼中拉出、赋予他新生的恩情。将他自己的未来彻底与我的道路捆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