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没有赫子。
我只能变成一块被反复捶打的铁。
在那之后的夜晚,我被塞回了冰冷的囚室,笼子挨着笼子,空气里弥漫着血腥和脓液混合的腥臭。四周蜷缩着许多身影,有些孩子比我小得多,在昏睡中仍旧发出神智不清的呜咽。有人在梦里喊妈妈,有人断断续续的祈祷,“仁慈的父,求您铸造方舟垂顾我等,救脱洪涛”——但念到一半就卡住了,然后重新开始,像一个坏掉的唱片。
我的右眼眶空了,手术后只简单地塞了止血纱布,几分钟后就被人抽走了。空荡荡的眼窝里仿佛有烧红的铁钎在里面一刻不停地搅动,疼痛从眼眶蔓延到整个右半边脸,连耳膜都在嗡嗡作响。我蜷缩在角落,剧痛让我无意识地用额头撞向地面,试图用身体压住失控的战栗。
“咚”的一声,一个黑黢黢的玩意突然从隔壁飞来,不偏不倚砸到了我的头上。我眼前一黑,晃动着仅剩的左眼看了过去,攻击我的是一块硬的堪比板砖的酸面包。
我没有立刻去捡,眼眶的疼痛还在持续不断地轰炸着神经,每一次心跳都像往眼窝里再砸一拳。我必须集中全部精神才能不让自己彻底昏厥过去,说话或许能分散一点注意力。
我朝隔壁笼子方向,发出一点嘶哑的声音:“……喂。”
声音在空旷的囚室里显得微弱而飘忽,像石子投入深井后很久才听到的一声回响。隔壁没有回应,只有一片比我的呼吸更轻、几乎难以察觉的微弱气息。
我舔了舔干裂渗血的嘴唇,“……谁扔的?说话。”
对面沉默着,守夜的警卫在走廊尽头打了个哈欠,皮带上的钥匙串随着他翻身的动作叮当作响。
其实我并不真的期待回答,我只是需要听见一点声音,好把自己从崩溃的边缘拖回来,确认这世界上除了不幸还有别的东西。
我艰难地挪动身体,手伸向那块干瘪的面包。就在我的手指碰到它的瞬间,隔壁的呼吸声停顿了一下,一个带着巴伐利亚口音的声音飘了过来。
“……吃了吧,你今天错过了放饭。”
额头抵在冰冷的金属栅栏上,我慢慢蠕动着坐起来。
“你叫什么?”
“……艾文。”那个声音再次响起,比刚才更轻,几乎要消散在黑暗里,“艾文·霍夫曼。”
“诺亚。”我随口编了个在祈祷中听到的名字,又补上一句,“或者H-17号,都行,随便你怎么叫。”
他嗯了一声,又沉默了。
几天后,我才在放饭时第一次看清他的样子。那是一个瘦得脱形的男孩,锁骨和颧骨几乎要刺破皮肤。棕色的头发很久没有修剪,乱糟糟地垂在额前。据他所说他已经被关在这里三年了,他的母亲早逝,酗酒的父亲把他卖给研究所换了五万欧元的酒钱。
他断断续续告诉我很多事情,这个研究院不仅搜捕喰种,也收集各种有潜质的人类实验体。有些人被买来,有些人是被骗来的,有些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在收容所门口被招募人员用一顿热饭和一张床位骗上了车。绝大部分成了失败的残渣,被推进焚化炉,变成一缕黑烟,连名字都不会留下。
“诺亚,我不想活了。”
某天夜里,他隔着墙壁轻声说,“我实在太疼了,每天……都像在地狱里,但他们连死都不让我选。”
我当时正用角落里积攒的一点水,试图软化一块终于被我捂得稍微不那么坚硬的面包。那水是从天花板渗下来的,沿着墙角裂缝淅淅沥沥地滴着,我用面包壳掰成的小凹槽接了一整天,才攒到浅浅一洼。
听到他的话我停下动作,喉咙被粗糙的麦麸刮得生疼,我还是强迫自己咽下,把黑面包嚼得嘎吱作响。
“那就活下去。”我说。
艾文的视线落在我绑了绷带的右眼上,又害怕地迅速移开。“为……为什么?”
他抬起瘦骨嶙峋、布满新旧针孔和疤痕的手臂问我,“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当然有意思了。”我的指头又裂开了,血珠滴滴答答地落下,我在笼底慢慢地写出一个‘仇’字,又把食指含在口中,心满意足地看着金属笼底那个渐渐凝固的血字,像在看一幅价值连城的书法作品,“我可太想活了。”
他像是听到了什么怪谈,怔怔地看着我。长期被药物摧残的脸上逐渐浮现出一种恍然的表情。
我们开始交谈,大多时候是我在说。说东京的雨,说便利店的灯光,说公园里追逐鸽群的孩子,那些鸽子胖得像鸡,被喂得完全不怕人了,你蹲下来它们就会围过来,咕咕咕地叫着,等你撒面包屑。
那些平凡到可笑的日常,在这里成了奢侈的幻想。我发现自己只有在讲述这些的时候还能记得自己曾经是谁,不是H-17号实验体,是一个有名字、有过去、有过想要回去的地方的人。
艾文很少说自己的事,他的人生很早就被按下了暂停键,之后的一切都只是漫长的灰色。他记不得母亲的样子了,只记得她身上有洗衣皂的味道。他说他小时候住的地方后面有一条小溪,夏天可以在里面捞蝌蚪。这是他仅存的、愿意拿出来反复摩挲的记忆。
但在疼痛暂时退潮、寂静重新笼罩时,艾文会问我一些更大的问题,“外面的天空真的像你说的那样蓝吗?我被关了太久,已经忘了。”
“比我说的更蓝。”我总是这样回答,眨掉左眼渗出的泪花,用我能做出最肯定的语气说,“等我们出去了,我就带你去看。找个有草地、有树、抬头就能看到一大片天、没有任何东西遮挡的地方躺上一整天,什么也不做,就看云怎么飘过去。”
“……可我们出得去吗?”
我没有再说话,继续嚼那块硬得硌牙的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