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板,”她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怕惊动什么东西,“你说得对。”
我拿起单据放在她面前。“签字。”
她签了。笔在纸上划过,她的手有点抖。签完之后她没有把单据还给我,而是攥在手里,抬头看着我。
“陈老板,你刚才说的那些——收不了场、商户会害怕、用砍刀做手术——你怎么想到的?”
“种花想到的。”我说。
“种什么花能想到这个?”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里有求知欲,有好奇,还有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她想从我嘴里掏出什么东西,但她不敢直接问。
“种过花的人都知道,”我说,“你用力太猛,根会断。”
我拿起单据转身走了。走出招商部大门的时候,听到身后有人低声说话。是个年轻女孩的声音,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伍经理,那个开花店的比你还懂武则天啊。”
“闭嘴。”伍馨柳的声音。不是生气,是慌。
我走在四楼的走廊里,手里的单据被攥出了折痕。刚才那些话——不是我想说的。是那个女人替我说的。在看到那张笔记的瞬间,脑子里就涌出了一整套推演:伍馨柳的策略会在第几步失效,会在哪个环节反噬,会引发什么连锁反应。不是分析,是直觉。像下棋的人看一眼棋盘就知道哪步是死棋。
我以前不会这些。三十二年的陈文丽不会。但那个女人会。她在我的脑子里住了一千三百年,她一直在看,一直在等,等一个机会——不是让她出来,是让她的能力出来。
我走到走廊尽头的消防通道,推开门,站在楼梯间里。没有人,只有安全出口的绿色指示灯在头顶亮着。我伸出右手看了看手心——青色的纹路在绿色指示灯下几乎看不见,但它们在。那个女人在。
“你刚才,”我对着空气说,“是不是太明显了?”
没有回答。但手心的纹路亮了一下,像在说:不明显,他们听不懂。
回到花店的时候,伍馨柳已经在了。她坐在收银台旁边的高脚椅上,手里端着一杯咖啡,没喝,已经凉了。
“你怎么下来得比我还快?”我把单据放进抽屉。
“我从货梯下来的,比你快。”她看着我,“文丽,你刚才在会议室里说的那些话,我想了一路。”
“想明白了吗?”
“想明白了一件事。”她把咖啡杯放下,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你不只是一个开花店的。”
“我是一个开花店的。”
“开花店的人不会说出‘你用酷吏的手段,能管一时,管不了长久’这种话。”她的身体微微前倾,“开花店的人不会知道武则天的酷吏政治本质上是因为她手里有军队和官僚机器。开花店的人不会用‘病人会死’这种比喻来形容管理策略的漏洞。”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她咬了一下嘴唇,像是在下一个很重要的决心,“你是不是也研究过武则天?”
“没有。”
“那你怎么懂这些?”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真诚,有困惑,有求知欲,还有一种她不愿意承认的、对权威的渴望。她在找一个比她懂的人,一个能回答她所有问题的人。她以为那个人在某本书里,在某篇论文里,在某次学术会议上。但她不知道,那个人就坐在她面前,穿着棉麻外套,手上有泥土和花汁。
“我做梦梦到的。”我说。
“你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