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她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
我没有看她。我盯着那支簪子,盯着那个划痕。头忽然开始痛。是那种从后脑勺往天灵盖钻的钝痛,像有什么东西被扣在颅骨底下,正在拼命往外顶。我的呼吸急促起来,茶盏从手边翻倒,茶水漫过石桌往下淌,滴答滴答落在裙摆上。可我顾不上。
因为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一间屋子。不是这府里的任何一间屋子——墙壁是白色的,没有窗棂没有雕花,只有白得像骨头的墙。屋里有光,很亮很冷的光,从天花板上照下来,像冬天的日头,却一点也不暖和。光底下有一张窄窄的床,床上躺着一个人。她的脸模糊不清,手臂上缠着许多管子,管子的另一头连着一架嗡嗡响的机器。那机器的屏幕上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线,绿色的,一跳一跳的,像是蛐蛐的须子在颤。
然后那线不跳了。变成一根直直的东西,横在屏幕中央,一动不动。
耳边有人在说话。声音很短,很急,像是喊了一个名字,喊完又喊了一遍。
什么名字?
我想听清那个名字。可头痛像一把锉刀,从颅骨的内侧往外锉,每一声都盖过耳边的幻听。头顶的栀子花香忽然变浓,浓得近乎腐臭,像是什么东西烂在了泥土底下。飞花阁的檐角在我视野里倾斜、旋转,那株魏紫从汉白玉花台上慢慢弯下腰来,紫色的花瓣一片一片地往下落,无穷无尽地往下落,像一场永远也下不完的雨。
“——姐姐?姐姐!”
一只手扶住了我的手臂。那只手很瘦,骨节分明,手心是热的。我的身体比脑子先做出了反应——反手扣住那只手腕,力道大得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对方闷哼了一声,但没挣开。
我低头,看见自己攥着的是“沈怀瑜”的手腕。她的手腕很细,我的手指死死地扣在上面,指节发白。她疼得额角沁出了汗珠,但她没叫也没躲,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她的眼睛。黑而深,像两口井。井水里没有惊慌,也没有委屈,只有一种很奇怪的、近乎了然的等待。
“姐姐,”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惊醒什么,“您是不是……认得这支簪子?”
我松开手,退回原位。
“不认得。”我说。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是沈怀瑾的声音,温柔、虚弱、带着一点受了惊吓的娇怯。可我说这三个字时,心里有个地方正在发抖。不是怕,是震。像是一根埋在很深很深的地底下的弦,被什么人忽然拨了一下,余音嗡嗡地往四面八方荡开去。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认得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不认得”的时候,这三个字像刀片一样刮过我的喉咙。
“沈怀瑜”收回手,揉了揉被我抓红的手腕。她没有再追问,只是拿起那支簪子,重新收回袖中。她的动作很从容,可她的目光从簪子上抬起来时,在我的脸上停了一下。
那一下很短。可就在那一下里,我分明看见她的眼底亮了一亮——不是泪光,是某种更接近于确认的光。像是她一直悬着的一颗棋子,终于落了盘。
她在试探我。方才那句话不是担忧之下的顺口一问,而是早就准备好了的。这支簪子,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拿去给吴嬷嬷看。她真正要找的那个人,是我。
她知道了什么?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她不像以前那些“沈怀瑜”。以前那些“沈怀瑜”,有的怕我,有的躲我,有的想要讨好我。可没有一个人拿过什么东西来刺我。她们以为这座宅子里最危险的是太太,是吴嬷嬷,是那些无处不在的规矩和杀机。她们不知道,真正危险的人,此刻正坐在她们对面,端着打翻的茶盏,强忍着颅骨里翻涌的钝痛,对她们温柔地微笑。
而她——她好像看见了。
“妹妹冒失了,”她说,声音恢复了恭顺,“不该拿这簪子来打扰姐姐。想必这几日为抄经的事费了心神,妹妹看姐姐脸色不太好。”
“不碍事,”我把袖口理好,“抄经抄得累了些,加上这几日没睡好。吓着妹妹了。”
“岂敢,”她站起身来,“妹妹这就去佛堂,替姐姐把今日的经文也都抄了。姐姐就好生歇一日吧。”
我没有拦她。
她走出亭子,下了台阶,走上那条被雨水冲刷得发亮的甬道。月白的背影在栀子花丛中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被一道月洞门吞了进去。
我坐在凉亭里,茶盏翻了,裙摆湿了一大片。
我看着裙上那块深色的水渍,茶水的颜色正一点点往外洇,把杏子黄的缎子染成了赭褐色。杏花开完了,海棠也开完了,栀子花正在开。一年一年,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我在这园子里看了无数个春天,从来没有觉得哪一种花香令人这样烦躁过。
然后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那支簪子上,被划掉的字究竟是什么?
我闭上眼,试图重新捕捉方才那一瞥之间看到的轮廓。那几道笔画的走势,那个被刀尖刮得凹下去的玉面。是七道线——横,竖,横折,横,竖提,撇,捺。
“雪”。
是一个“雪”字。
那支簪子上,刻的是“雪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