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
二姨娘死的时候,怀瑜还在襁褓里。就算留了什么遗物,这么多年过去,要么被二房太太收走了,要么早就在搬挪中散落。怎么会凭空出现在一个刚进府不到半个月的“沈怀瑜”手里?
要么她从哪里翻出来的。要么——那簪子压根就不是二姨娘的。
第二天,也就是花朝宴后第十四日,雨终于停了。
天刚放晴,老太太便坐不住了。她拄着沉香拐杖,亲自去园子里看她那株魏紫。雨后的牡丹开得正好,花瓣上还缀着水珠,在日头底下闪闪发光。老太太看了半晌,忽然回过头对太太说:“今日天好,叫怀瑜也出来走走。那孩子整日闷在屋子里,仔细闷出病来。”
太太应了,便叫人去西厢传话。
于是这一日,我便在园子里见到了她。
地点还是在飞花阁的凉亭里。挽翠替我摆了茶具和两碟点心,一碟藕粉桂花糕,一碟松仁枣泥饼。亭外的栀子花开到了七八分,香气比前几日浓了不少,闻久了有些头晕。
“沈怀瑜”来得很快。她大约是接到传话就动身了。她今儿个穿的仍是那件月白衫子,头上簪的还是那支银簪,通身上下和往日并无不同。
但我一眼就看到了她袖子里露出的一点东西。
不是簪子。是一个平安结,红线编的,穗子有些旧了。半截挂在袖口外头,大概是抄经那日之后,便一直随身带着。
我在心里记了一笔。面上不动声色,只招呼她坐下。
“姐姐。”她垂手行了一礼,在石凳上坐下来。这一次她没有只沾半个臀,大约是下过雨的石凳湿凉,也可能是这些天的“姊友妹恭”让她稍稍卸下了一些戒备。
丫鬟退到亭子外头。我抬手去拿茶壶,袖口滑落,露出一截手腕来。
“姐姐的手……”她忽然说。
我低头一看。手腕内侧,靠近腕骨的地方,有一道淡淡的红痕。是我昨晚卸妆时挽翠扯断头发后、银簪不小心蹭到的,不疼,只是皮肤薄,划了道印子。
“不妨事,”我把袖口重新掩好,“昨晚上拆头发时蹭了一下。”
她垂下眼,没有再多问。可她垂眼的那一瞬间,我捕捉到了一个细微的动作——她的目光在我手腕上停了一下,然后才移开。那目光不是关心,也不完全是审视,倒有几分像是……比照。
她在比照什么?
我放下茶壶,端起茶盏。余光里,她的袖子动了一下。她从袖中取出一样东西,放在石桌上,往我这边推了半寸。
是那支玉簪。
“妹妹昨天收拾屋子,在姨娘旧日的木匣里发现了这个,”她低着头,声音压得不高不低,恰到好处的平静,“妹妹见识浅,不认得是什么玉。姐姐见得多,想请姐姐掌掌眼。”
她说这话时,尾音微微往上扬了一点点。是那种故意抬出来的、表示坦荡坦然的扬。
太刻意了。
我心里忽然生出一股说不上来的违和感——不是对她起疑,而是好像这一瞬早就被写好了,而我只是照着念词。
我把茶盏放下,伸手去拿那支簪子。
指尖触到玉面的那一瞬间,我只觉得那玉很凉。是那种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凉,浸透了阴气和潮气,入手的一刻便从指尖蔓上来,沿着手上的血脉往上走。可这凉意并不让人觉得难受,反倒有一种奇异的、近乎熟悉的舒适。
我拿起簪子,举到眼前。
这是一支白玉簪,通体素净,只在簪头雕了一朵小小的梅花。玉质不算上乘,其中一面有水线,透光能看到里头有一小片棉絮似的杂色。雕工也朴拙,梅花的五个瓣并不完全对称。这样一根簪子放在银楼里,最多值二三两银子。
可我的眼睛离不开它。
那朵梅花。五瓣的、朴拙的梅花。我为什么觉得我在哪里见过它?不是在这个府里,不是在任何一个银楼的柜台里,而是在——什么地方?
我攥着簪子,指节发了白。
目光顺着簪身从上往下移。移过那朵梅花,移过光润的玉面,移到簪尾。簪尾弯成一个小巧的弧度,打磨得很光滑。在弧度往上两寸的地方,有一道极细的刻痕——不是裂纹,是有人用尖锐的东西刻意划上去的。刻痕很浅,但因为我转了角度,光恰好照在那道痕迹上。
我凑近去看。
那是几个什么字?不,不是字。是拼音,三道横线和两道斜线。像是某个图案落笔太轻,只来得及描了个轮廓。
不对。不是轮廓,是删改。有个字被人刻意抹掉了,用刀尖划了一道又一道,划得玉面都凹下去了,但还是漏了一笔。
我猛地松开手。
簪子吧嗒一声落回石桌上,在石面上弹了一下,滚了半圈,撞到茶碟才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