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威廉重复了一下这个词,语气里带着一种微妙的、永康听不太出来的情绪,“他们总是在弄一些新东西。”
威廉侧身让开,朝大厅里摆了摆手。“进来吧。你看起来像是走了很长的路。”
永康犹豫了一下,然后走了进去。
大厅里的人比他站在门口时看到的多。他数了数,大约十五六个。有些人坐在长桌旁边,有些人坐在墙边的扶手椅上,有两个人靠在一个壁炉台旁边——壁炉里没有生火,但壁炉台上放着几个铜质的烛台,蜡烛全都点着,火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威廉领着他走到长桌的一端,拉出一把椅子让他坐下。椅子是木质的,靠背很高,坐垫是深红色的天鹅绒面料,坐上去很软,他的身体在碰到坐垫的那一瞬间差一点发出一声叹息。他已经很久没有坐过带坐垫的椅子了。
“喝点什么?”威廉问。
“水就好。”
威廉从桌上拿起一个玻璃壶,倒了一杯透明的液体,放在永康面前。永康端起来闻了闻——是水,普通的水,没有杏仁水那种淡淡的气味。他抿了一小口,是凉的,没有味道。他又喝了一大口,水顺着喉咙滑下去的时候,他感觉自己身体里那些干涸的、皱缩的东西在一点一点地被浸润、被展开。
“你是从外面来的?”一个声音从他右手边传来。
永康转过头,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坐在他旁边两三个座位远的地方。她穿着一件浅灰色的长裙,样式非常古老,领口很高,袖子很长,裙摆一直垂到地面。她的头发是淡金色的,编成辫子盘在头顶,用几根发针固定住。看起来像是十八世纪或者十九世纪的人。
“从外面,”永康说,“前厅。”
那个女人把这个词在嘴里咀嚼了一下。“前厅。这里的人把我们的世界叫前厅?”
“嗯。”
“那你来的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的?”
永康想了想。“很亮。有太阳。有天空。有高楼,有汽车,有手机。”
“手机?”那个女人歪了一下头。
永康从口袋里摸出那个已经打不开的手机,递给她看。黑色的长方形,屏幕是黑的,边缘有一些划痕。那个女人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了看,用手指摸了摸屏幕,又还给永康。
“很奇怪的东西,”她说,“看起来像一块磨光了的石头。”
永康把手机塞回口袋。“你叫什么名字?”
“伊丽莎白·格雷,”她说,“叫我贝丝就好。我来自英格兰。一七——”她顿了一下,像是在心里算了一下,“一七八九年。”
永康手里的杯子差点没拿稳。
一七八九年。那是两百多年前。
他抬起头重新打量了一下这个叫贝丝的女人。她的皮肤很白,比Level5的壁纸还要白,白到几乎透明,能看到太阳穴附近细细的青色血管。她的眼睛是灰蓝色的,看起来很清澈,像是什么东西都还没有被污染过的颜色。
“你在一七八九年就到了这里?”永康问。
贝丝点了点头。“我当时在厨房里削土豆。一转身,墙不见了。然后就到了这个地方——那时候这里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没有灯,没有地毯,什么都没有。”
“你在这里待了两百多年?”
贝丝的眼睛弯了一下,像是觉得这个问题很好笑。“在这里,时间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不觉得自己活了两百多年。也许只是——过了很久。”
永康坐在那把天鹅绒坐垫的椅子上,手里的水杯还剩下小半杯水,他攥着杯壁,指节微微泛白。贝丝·格雷。一七八九年。英格兰的厨房里削土豆。一转身,墙不见了。
他想起自己是怎么来的。学校的围墙,破损的栅栏,傍晚回家,母亲的声音,“都怪你”。砰。坠落感。黄色的走廊。
他忽然想知道,贝丝·格雷在削那堆土豆之前——在她转身之前——是不是也有什么人说过让她心碎的话,是不是也有一个她回不去的家,是不是也是在某个灰蒙蒙的、毫无征兆的下午,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地方,掉进了再也不会结束的走廊里。
他没有问。
贝丝之后,又有别的人过来和他说话。
一个男人,看起来四十多岁,穿着一件深色的工装外套,袖口有几块油渍。他的英语带着很重的口音,永康有时候需要让他重复一遍才能听懂。他叫托马斯,来自威尔士,一八七三年。
“我当时在煤矿里,”托马斯说,手指在空中比划了一下,“地下八百英尺。头顶的灯灭了,我摸黑走了一段路,然后就到了这里。”
“你不害怕吗?”永康问。
托马斯笑了一下。那不是一个开心的笑,更像是一种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觉得什么事情都不值得太过放在心上的笑。“我在地下八百英尺的煤矿里待过。你觉得我会怕一个黄色的房间吗?”
永康想了想,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另一个人——一个年轻男人,看起来比永康大不了几岁——走过来的时候,永康注意到了他的衣服。那是一件军装,深蓝色的,双排扣,金色的纽扣,肩膀上有肩章。他的头发剪得很短,脸很瘦,颧骨很高,眼睛是深褐色的,看起来很疲倦。
“詹姆斯·科尔特伦,”他说,“美国。一九一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