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得多吗?”
“一版的三分之二。”
“比上次多。”
“嗯。”
苓的手指从纸面上收回来,放进口袋里。“写得好吗?”
凛想了想。“没有多余的话。”
苓点了一下头,转身回了药房。砂锅还在咕嘟咕嘟地响,热气把她的短发熏得贴在额角上。她拿起木勺搅了搅,盖上半边锅盖,然后靠在灶台边,安静地听着窗外巷子里的风声。
电话从上午九点就开始响了。第一个是约诊的,第二个是问诊所地址的,第三个——凛接起来,对方说“我是《每日新闻》的,能采访您吗”。凛说“不能”,挂了。第四个,对方说“你们这是沽名钓誉”,凛听了三秒,挂了。第五个,沉默。呼吸声很重,像是一个男人。凛等了三秒,挂了。她在笔记本上画了一道。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有约诊的,有骂人的,有不说话的,有哭的。一个男人在电话里说“我老婆也是千叶化工的,她手也麻了,我们不敢来看病,怕丢工作”。凛说“地址我告诉你,你什么时候想来就来,不收钱”。对方沉默了很久,挂了。她没有问他叫什么名字。她后来后悔了。
苓从药房端着一杯胖大海走出来,放在凛手边。凛端起来喝了一口,苦的,她皱了皱眉,没有放下,一口一口地喝完了。
“今天的电话不一样了。”苓靠在办公桌旁边,面朝着凛的方向。
“哪里不一样?”
“以前是骂人的多。今天,怕的人多。”
凛把空杯子放下,杯底落在桌面上,磕出很轻的一声响。“怕的人,才会打电话。”她翻开笔记本,看着上面那些正字。沉默的电话,骂人的电话,哭的电话,不敢来看病的电话。她看了几秒,合上本子。
下午,凛报了第三次警。她在巷口的公用电话亭拨了110。
“我的诊所被监视了。巷口有四辆车,长期停放。我的病人被恐吓。”
“有证据吗?”
“没有。”
“没有证据我们没办法出警。”
“你们上次来的时候看过那些车。”
对方沉默了一下。“我们会关注的。”
凛挂了电话。她站在电话亭里,看着巷口那四辆黑色轿车。车窗紧闭。有一辆的挡风玻璃上落了一片梧桐叶,枯黄的,被霜打湿了。她看了几秒,推开门,走回诊所。
“凛。”苓站在诊室门口,面朝着她的方向。
“嗯。”
“警察怎么说?”
“说会关注。”
苓没有说话。她侧身让凛进去,然后把门关上,锁好。铁链哗啦的声响,锁扣咔嗒的声响。两声,和每一天一样。
傍晚,川边来了。他站在门口,没有进来。雨靴上蹭干净了,没有泥。他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树,脊背还是直的,但树皮上的裂纹越来越多,越来越深。
“又有几个工人愿意站出来。”他说。从夹克内袋里掏出那个小本子,翻开。“名单又多了。”
“几个?”凛问。
“五个。都是生产线上的。以前不敢,看了今天的报纸,打电话给我。”他抬起头看着凛,眼眶还是红的,但没有泪。“他们说,就算被开除,也认了。”
凛靠在门框上,双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你跟他们说了后果吗?”
“说了。”
“他们怎么说?”
川边把本子合上,放回口袋。“他们说,怕了一辈子了。不想再怕了。”
苓从诊室走出来,站在凛身边。她面朝着川边的方向,右手插在口袋里,左手垂在身侧。她的手指微微蜷着。十一月的风从巷口灌进来,把她的短发吹到耳后。她没有缩。
“川边先生。”她说。
“嗯。”
“那些人的名字,你记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