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在便利店后面的垃圾回收区,手里还攥着装纸箱的割刀。午后的阳光被水泥墙挡住,只有热气从地面蒸上来,裹着厨余的酸臭味。
我没有哭。
我高二那年就从父亲那里学会了一件事:眼泪不会让数字变小。不会让催债的人消失。不会让母亲回来。
所以我只是蹲在那里,把那条短信看了三遍,然后删掉,站起来,继续拆纸箱。
割刀划过胶带的声音很利落。嘶——像某种句号。
那天晚上回家,夏树正在玄关整理鞋子。她把我踢散的球鞋摆得整整齐齐,鞋头朝外。我站在门口,盯着那双被规训过的鞋,胸口涌上来一股无名火——不是因为她动了我的东西,是因为她把它们摆得太整齐了。整齐得像某种我不配拥有的生活。
我叫了她。
她从厨房探出头,手上还滴着水,脸上是那种招牌的、过分灿烂的笑容。
兴许是因为骂了难听的话,我又出了门。
我漫无目的的在街道上走着,居酒屋的排烟管总是那样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我发现自己第一次不知道该往哪里逃。
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逃」这件事很简单:离开熊本,离开那个满是酒气和暴力阴影的家,到东京,到横滨,到任何一个没有人认识「早坂」这个姓氏的地方。便利店、公寓、工资、还款。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填平那个无底洞,然后等待下一个洞出现。
我不需要任何人靠近。不需要任何人关心。不需要任何人在我被噩梦惊醒的深夜,从三米外翻个身,用带着睡意的声音问「大丈夫?」
但现在她在这里。
在我三米外,在我收银台的视线里,在我每次推开门时鞋头朝外的玄关里。在我说不出口的、滚烫的、像空腹喝冰水一样让我肋骨发酸的那些瞬间里。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从来没有人教过我,当你不想逃的时候,该做什么。
________________
那晚她睡着后,我在黑暗中坐了很久。
月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刚好照在她蜷缩的轮廓上。她的行李箱还靠在墙角,拉链没完全拉上,露出一角叠得整整齐齐的T恤。
我想起她来横滨的第一天。在便利店门口,她被那几个混混堵在巷子里,后背贴着墙,像只被逼到角落的小动物。我冲出去的时候其实没想太多——只是身体比脑子快。就像在熊本的时候,看见父亲举起酒瓶,我会挡在母亲前面。不是勇敢。是某种刻进骨头里的条件反射。
但她不一样。
她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没有怜悯,没有恐惧,也没有那种让我恶心的「你真可怜」的温柔。她就只是看着我,然后用生涩到几乎烫嘴的发音,叫了我的名字。
「あおい。」
不是「助け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感谢您的帮助)。不是「大変だったね」(您辛苦了)。就只是我的名字。
好像我的名字本身就值得被记住。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但那一刻,便利店荧光灯的白光打在她脸上,我看见她睫毛上还沾着没干的雨水。
我想,这个人大概会变成我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