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线在后面会更多的展开,肉逐步加多)
第二天,周三,澜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程砚川再次来医院以后,他与沈知岚之间的距离便以一种连他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速度缩短了。
两人在医院热情的聊着关于学校发生的事情,还有沈知岚班上学生的学习情况。
程砚川依旧像以前一样很懂分寸。
他从不在夜里打扰,也不在病房久留,每一次出现都有充分理由,每一句关心都停在同事与朋友似乎应该拥有的范围内。
可正因为如此,沈知岚对他的防备也在不知不觉间松动。
她开始主动给他发消息。
“麻烦帮我把高二三班的作文整理一下放到我桌上。”
“康复师的联系方式收到了,谢谢。”
“医生说周叙恢复得不错,今天可以独立拄拐走一会儿了,过几天应该就可以下床了,我也会返岗了。”
以前短短的一句,现在会在事情说完以后多聊几句学校里的情况。
她对他的称呼也彻底从“程老师”变成了“砚川”,自然得仿佛已经这样叫过很多年。
程砚川对此既欣喜,又感到意外。
从前的沈知岚像一扇永远关闭得恰到好处的门。
她待人温柔,愿意接受同事合理的帮助,却总能在对方产生误会以前后退半步。
婚戒、家庭、教师身份与她自身强烈的道德感,共同构成了一层看不见的坚硬外壳。
而现在,那层外壳似乎出现了裂缝。
她没有主动追求什么,只是实在太累了。
丈夫的隐瞒、儿子的伤势、反复出现的调查人员,以及学校与家庭同时施加的压力,让她再也没有足够精力维持那种从容周全。
程砚川恰好站在裂缝之外,耐心地替她接住每一件快要掉下来的东西。
周叙也逐渐察觉到了变化。
他躺在病床上,经常看见母亲拿起手机时眉眼稍稍舒展。
程砚川带来的保温饭盒被洗干净以后,始终单独放在柜子最上层;母亲提起学校的事情,也越来越习惯用“砚川说”,“砚川已经安排好了”。
周叙没有说什么,心里却隐约觉得不舒服。
他知道程砚川帮了很多忙,也知道母亲最近确实需要有人分担。
但每当那个男人站在母亲身边,熟练地接过她手里的东西,或者用过分自然的语气叫她“知岚”,周叙便会产生一种难以解释的警觉。
仿佛父亲长久空缺的位置,正被另一个人一点点试着占据。
隔天下午,律师把补充材料送到医院。
沈知岚从中发现,周叙的伤情鉴定与最初的手术记录存在明显差异,陈默刀在案件中的身份也从组织者变成了普通参与者。
她当即给周廷岳打去电话,要求丈夫委托独立律师,上诉检察院重新核查。
电话刚接通,两人便爆发了争执。
沈知岚不愿在病房里吵到儿子,拿着手机走到走廊尽头。那里紧邻消防通道,窗户半开着,傍晚的冷风不断灌进来。
“这不是多此一举,是周叙差点丢了命。”她压低声音,仍掩不住愤怒,“医院的诊断写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到了鉴定报告里,腹部伤口几乎不算了,他伤的那么重,才定的轻伤二级?”
周廷岳不知说了什么,她的脸色一点点沉下去。
“你又让我别查?”
“……”
“从谅解书开始,你做任何决定都没有问过我。现在连伤情鉴定有问题,你也让我装作没看见?”
她握着手机的手指因用力而泛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