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点小说网

第六章 弯曲能够保全委屈容易伸直（第4页）

徐世昌与瞿鸿机亲近，与袁世凯更近，在清末著名的“丁未政潮”中，岑春煊对慈禧痛言奕劻贪黩误国，要求罢免奕劻，但后来奕劻却保住了自己的权位，还与袁世凯一起反击，结果岑春煊被罢职。

袁世凯在给两江总督瑞方的密信中说：“幸大老（奕劻）平时厚道，颇得多助，复出此内外夹攻之厄。伯轩（世续）、菊人（徐世昌）甚出力，上（慈禧）怒乃解。”由此不难看出，徐世昌为保奕劻是出了大力的。

徐世昌不得罪奕劻，也不得罪瞿鸿机。奕劻与瞿鸿机暗斗，奕劻总想把瞿鸿机挤出军机处，袁世凯对瞿鸿机亦早有不满，奕、袁二人商议，以瞿鸿机当时兼领外务部尚书为由，派他出洋，他自然无法推卸，只能离京起程。但奕劻、袁世凯让徐世昌在军机处提出此议，这下子，徐世昌为难了。瞿鸿机听了徐世昌的话，一下子就明白了，他说：“我老了，不能远涉重洋，还是让年富力强的人去吧!”徐世昌随机应变，立即改为自请成行，给了瞿鸿机一个台阶下。瞿鸿机对徐世昌十分感激。

后来，徐世昌见上层斗争太激烈，难以应付，就请调东北三省总督，避开了官场激烈斗争的旋涡。这不失为明智之举。

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溥仪入继皇帝，其父载沣做了摄政王。

载沣为了打击北洋势力，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徐世昌在此危急关头，激流勇退，采用以退为进的方法，疏请开缺，清廷却以他向来办事认真为由驳回了他的辞职申请。

不久，徐世昌离开东北，入京就任邮传部尚书。1910年，载沣又提任徐世昌为军机大臣，授体仁阁大学士，享受了清代文臣的最高荣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派北洋军前去镇压，但北洋军“只知有宫保（袁世凯），不知有朝廷”，因而作战不力，很快南方各省纷纷独立。

这时，精明的徐世昌看到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必须靠他的密友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于是他开始加紧活动。

溥仪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看出了时机已至，就运用奕劻、那桐几个军机大臣一齐向摄政王保举袁世凯，并以辞职、不上朝相要挟，逼得载沣无策，最后只好乖乖地签发了谕旨：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各军。”

后来有人说，袁世凯下野后，徐世昌是他在北京的“灵魂”，此话有一定的道理。

宦海风波，恶浪滔天，如果没有一点心机，光凭做个老实人，是难以生存下去的。徐世昌虽具有两面派的意味，但就是靠“中庸之道”这一“心计”，在仕途上也飞黄腾达了。8。人不知，而不愠

做人要有锐气，但锐气不代表锋芒。锐气可以展现自我的内心，但锋芒却给别人压力。方圆之人应尽量避免这一点。

想要在事业上一展才华，可以用一点“心计”，巧妙展露，但要记得时机没有成熟之前，千万别锋芒太露。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知我，心里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尤其是年轻人，总是希望在最短时期内使人家知道你是个不平凡的人。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当然不可能，使全国人都知道，还是不可能，使一个地方的人都知道，也仍然不可能，那么至少总要使一个团体的人都知道吧!要使人知道自己，当然先要引起大家的注意，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只有从言语行动方面着手，于是言语、行动便容易露出锋芒。

锋芒是刺激大家的最有效方法，但若细看周围的同事，若是处世已有历史且有经验的同事，他们却与你完全相反。“和光同尘”、毫无棱角，言语发此，行动亦然，个个深藏不露，好像他们都是庸才，谁知他们的才能颇有位于你上者；好像个个都很讷言，谁知其中颇有善辩者；好像个个都无大志，谁知颇有雄才大略而愿久居人下者，但是他们却不肯在言语上露锋芒，在行动上露锋芒，这是什么道理?

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言语锋芒，便要得罪旁人，被得罪了的旁人便成为你的阻力，成为你的破坏者；行动锋芒，便会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会成为你的阻力，成为你的破坏者。你的四周，都是你的阻力或你的破坏者，在这种情形下，你的立足点都没有了，哪里还能实现你扬名立身的目的?

年轻人往往树敌太多，与同事不能水乳交融地相处，就是因为言语锋芒的缘故，言语、行动所以锋芒，是急于求知于人的缘故，处世已有历史且有经验的同事，所以“以缅合欢”，也是因为曾受过了这种教训。

但是无心之过仍然难免，结果终究还是遭受了挫折。俗语说，“久病成良医”，他在受足了痛苦的教训后，才知道言行锋芒太露，就是自己为自己前途所安排的荆棘，有人为了避免再犯无心之过，就故意效法金人之三缄其口，即使不能开口，也要多方审慎，虽然“矫枉者必过其正”，但是要掩盖先天的缺点，就不能不如此。因此若听见旁人说你世故人情太熟，做事过分小心，不但不要见怪，反而要感到高兴才是。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采用这样的办法不是永远无人知道吗?其实只要一有表现本领的机会，你把握这个机会，做出过人的成绩来，大家自然就会知道。这种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住，只怕做出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满意。你已有真实的本领，就要留意表现的机会，没有真实的本领，就要赶快从事准备。《易经》上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有此器不患无此时。锋芒对于你，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你自己不把角磨平，别人必将力折你的角，而锋芒就是人额头上的角啊!

9。做人要方，也要圆

做人要方圆有道，就必须讲究一点“心计”。为什么铜钱是内方外圆?这就是中国辩证哲学的集中体现，做事要方，做人要圆。

人活在世上，无非是面对两大世界——身外的大千世界和自己的内心世界。人，一辈子无非是做两件事——做事和做人。怎样做事和怎样做人从古到今都是人类探讨的课题。多少人一辈子都在哀叹做人难，难做人，人难做，但一枚小小的铜钱却将一切变得那样简洁，那样明白。

先说方，做事要方，便是说做事要遵循规矩，遵循法则，绝不可乱来，绝不可越雷池一步，这个理在中国好像已流传了上千年。

中国人常说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有所不为才可有所为”，就是“方”这个道理。

每一个行当都有自己绝不可逾越的行规。比如说做官就绝对要奉守清廉的原则，从一开始就要做好承受清贫的思想准备，就像曾国藩家训“八不得”中的一条：为官要清贪不得一样。如果做官开始的动机就不纯或慢慢变质，企图以权谋私或权钱演变，那这个官就绝对当不好，当不长了。

为商要奉行的金科玉律是一个“诚”字。真正的大商人必是以诚行天下，以诚求发展，绝不会行狡诈、欺骗之伎俩，为一些蝇头小利或眼前得失而失信于天下。像韩国因商业楼倒塌而产生的震惊世界的惨案，便是因为韩国的建筑承包商在建造大楼时偷工减料；像中国生产鳖精厂家的秘密彻底被揭露，是因为生产鳖精的厂家生产的竟是没有鳖的鳖精，为此他们犯了行商的大忌。

做人要圆。这个圆绝不是圆滑世故，更不是平庸无能，这种圆是圆通，是一种宽厚、融通，是大智若愚，是与人为善，是居高临下、明察秋毫之后，心智的高度健全和成熟。不因洞察别人的弱点而咄咄逼人，不因自己比别人高明而盛气凌人，任何时候也不会因坚持自己的个性和主张让人感到压迫和惧怕，任何情况都不会随波逐流，要潜移默化别人而又绝不会让人感到是强加于人……这需要极高的素质，很高的悟性和技巧，这是做人的高尚境界。

圆的压力最小，圆的张力最大，圆的可塑性最强。

这圆好做又不好做。好做是因为如果人真正有大智慧、大胸襟，真正能自强自信，心态平和，心地善良，凡事都往好的一面想，凡事都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为他人着想，人的弱点皆能原谅，即便是遇见恶魔也坚信自己能道高一丈，如真能那样，人还有什么做不好呢?

如若不是这样，凡内心孤独的人必喜虚张声势；内心弱小的人必好狐假虎威；心中有鬼的人必爱玩弄伎俩；没有自信的人必会尖酸刻薄，试问这样的做人又从何谈圆?

当然也不乏有人为了某种利益和目的不惜敛声屏息，不惜八面讨好，不惜左右逢“圆”。但这种圆和那种圆绝对有本质的区别，这种“圆”的背后是虚伪和丑恶。

任何成功的后面都包含着牺牲。如果说有人能做到内方外圆的话，那也肯定包含了许多的牺牲。比如说做事要方，做事要有规矩、有原则，那就意味着许多事不能做、许多事又非要做，那无疑也就意味着会得罪许多人，惹恼许多人，意味着要舍弃许多利益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如中国的民族英雄岳飞，为了“忠”舍弃了“孝”。但在“忠”君和“忠”国之间，他做不到只为了忠于昏君而放弃抗击金兵，为了这种原则，他惨死在风波亭。

做人圆，那也会有牺牲。有时要牺牲小我；有时要忍辱负重，忍气吞声；还有更多的时候要承受屈辱、误解，甚至来自至亲至爱的人的伤害。如明明你在履行一种神圣的职责，他却以为你好大喜功；明明你在深谋远虑，他却认为你是急功近利。

小牺牲换来小成功，大牺牲换来大成功，这就要讲究“方”与“圆”的“心计”了。能做到“方”“圆”的，同时却并没有感到那是一种牺牲、痛苦的才是大成功、大境界；能为了“方”“圆”去承受牺牲的是小成功、小境界；不愿牺牲也做不到“方”“圆”的是不成功。如果截然相反，做事是圆，只要有利，不择手段，什么都敢干；做人是方，刁钻古怪，锋芒毕露，心狠手辣的话，那这个人一定会糟糕透顶，不能被容于天下了。

一个人应该懂得如何饶人，绝对不能以仇恨、愤怒的态度去斤斤计较。如果这样，只会增加他人的敌意，破坏自己的心情，对自己的事业也毫无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