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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忠臣当道小人便销声匿迹（第1页）

8。忠臣当道小人便销声匿迹

[原文]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

[大意]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善于把禁止奸邪的活动视为最要紧的任务。

小人误国，小人多了甚至能够亡国，因此中国历史上很注重对臣子的品德修养，更加重视臣子的讷谏之言，但毕竟忠言逆耳，能够听得逆耳之言的皇帝并不多，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便是唐太宗李世民了，一代名臣魏征、褚遂良等都是敢于讷谏的直臣，并被后世所铭记。

唐太宗时，褚遂良身为谏议大夫，兼任记“起居注”，记载唐太宗每天做的事情。他凡事用心，绝无疏漏，无论好坏都直言无忌，秉笔直书。

一次，唐太宗对褚遂良说：

“你记的‘起居注’，朕想看看，你快拿出来吧。”

褚遂良站立不动，后说：“古代的左史右史记载君主的言行，好坏皆记，并不为君主的意念所左右。这是史官的职责所在，用来警戒君主不做非法的事?陛下还是不看为好，臣从未听说天子看自己史官是如何记载历史的。”

面对褚遂良的拒绝，唐太宗虽大感意外，却没有责备。他对褚遂良心生敬意，又故意询问他说：“如果朕做了不好的事，你一定要如实记下吗?”

褚遂良重重点头，口说：“这是自然了，否则臣就失职。”

唐太宗微微一笑，再道：“普通人尚且不宣小恶，何况君主呢?如朕命你不记某事，你可愿意听从?”

面对唐太宗的逼视，褚遂良亦不怯弱，他琅琅说：“忠臣犯颜直谏，并不顺从君主的性情。史官直书其过，意在让君主知错有改。这都是不让君主的过失任其发展啊，否则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劝谏和直书又有什么用呢?小的毛病如果不纠正，大的失败就会孕育；恶的倾向不阻止，坏的结果就潜藏。为臣者不能为天子着想，只思保身邀宠，就是陷君王于不义之中，臣不敢这样。”

唐太宗笑着夸奖他忠心可嘉，又颇为自信地说：“朕以史为鉴，自省自励，广纳谏言，只要朕无缺失，史官要记下朕不好的事也就无从下笔，朕何必担心呢?”

唐太宗宠爱魏王李泰，为此他特命李泰的礼节等级和太子一样，以示其情。褚遂良为此寻机进谏，他对友人说：“朝廷礼制不可因人而废，否则祸不可解。太子尊贵，魏王自不能与之相比，皇上因厚爱乱了礼制，这样下去人们就会妄加猜测。”

友人怪他小题大做，还推测说：“皇上关爱魏王，这只是皇上的私事罢了，你何必危言耸听呢?皇上为一代明君，说不-上有了改立太子之意，你若贸然上谏，岂不得罪魏王，让皇上不快?”

褚遂良听此更急，忧心说：“若真如此，我更要劝谏皇上了，古时祸事常因小节引发，皇卜若态度不明，只凭好恶轻言废立，只怕从前故事又要重演。”

他直见唐太宗，据理力争，终使唐太宗减免了魏王的礼节等级，在名分上没有逾越失当之处。

当时，皇子们年纪不大，却担当各地的都督和刺史之职，褚遂良认为不妥，他向唐太宗坦诚说：“陛下厚爱皇子，自是惟恐他们有所不周。陛下的关爱不能有碍其成长，这就需要陛下还应把未成年的皇子留在身边，时时教导才是。皇子如今不能任事，离开宫中若失于培养，其性一成便难以纠正了，请陛下明察。”

他以东汉史事为例，一一详加解析，唐太宗最后采纳了他的意见。

褚遂良学问精深，见解深刻，唐太宗若有疑难，多向他征询。一次，唐太宗有惑不解，问他说：“舜制作漆器，禹雕刻俎版，这点小事却招来十多人劝谏阻止，为什么呢?”

褚遂良解答说：“从事雕琢就要损害种田，从事编织刺绣就会妨碍纺纱织布，奢靡风气便由此而起了。如果制作漆器不停止，随之而来的一定是要求金器，金器不停止，就必定要用玉了。人们规劝舜禹，是在堵塞国家危亡的本源，绝不是一件小事啊。”

褚遂良的忠诚成就了唐太宗的美名，同时也成就了历史赫赫有名的“贞观之治”，有了这样的忠臣，太宗一朝的小人奸邪便险匿得无隐无踪了，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值得记载的一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