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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独作诗为然填词家又何尝不是（第1页）

不独作诗为然，填词家又何尝不是

【词话】

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可。白，吴优劣，即于此见。不独作诗为然，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

语解

《长恨歌》气势悲壮、文采飞扬。而其中引用典故的地方，只有“小玉”、“双成”四个字。这是因为自居易的文学之才绰绰有余。而吴伟业的《歌行》，似乎没有典故就无法成文。白、吴的优劣，可以由此看出。这一点不仅作诗时需要注意。填词的人也应当引以为戒。

“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

自居易在《长恨歌》中有“转教小玉报双成”旬，其中的“小玉”，他曾在《霓裳羽衣舞歌》诗中自注为吴王夫差女。晋人干宝《搜神记》中记载：“夫差小女紫玉，爱慕韩重，不得成婚，气结而死；韩重游学归来，于其墓哀吊；玉现形，赠之明珠，并作歌。韩重欲抱之，玉如烟而没。”后世用来比喻少女去世遂有“紫玉成烟”之语。其中的“双成”即董双成，传说是西王母的侍女。《汉武帝内传》中记载：双成炼丹宅中，丹成得道，自吹玉笙，驾鹤飞升。白居易这里用“小玉”、“双成”来指代太真（杨贵妃）侍女。而王国维在这则词话中，说“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意在说明文学当以抒写为主，不当以堆砌为能事。

“转教小玉报双成”的白居易王国维提到“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即用典故），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长恨歌》的作者为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后迁居下邦（今陕西省渭南县境）。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中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815年），因直言进谏，被贬为江州司马。此后又历任忠州、杭州、苏州等地刺史，做了许多有益于当地百姓的好事。在仕途生涯的末期，他官至刑部尚书，晚年辞官，闲居洛阳，享年七十五岁。

《长恨歌》为白居易三十五岁时所作。关于作此诗的动机，在陈鸿的《长恨歌传》中记载甚详。时白居易在长安以西的周至县任县尉，与友人陈鸿和王质夫三人游于附近的仙游寺。谈话中偶然提及玄宗与杨贵妃的传说故事，相与感叹。王质夫说，如果让这段恋爱悲剧与时消没而不传于世，殊为遗憾。因而建议由白居易作歌而由陈鸿作传，于是遂有《长恨歌》及《长恨歌传》流传于世。《长恨歌传》起着解释《长恨歌》的作用，但说教色彩较浓。

《长恨歌》

《长恨歌》是描写玄宗与杨贵妃恋爱悲剧的长诗。该诗浪漫色彩很浓，甚至写到幻想的死后仙界。

长恨歌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官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长恨歌》以它深刻的内容、动人的情节、高超的艺术、优美的旋律传遍了京城内外，大江南北，白居易的声名从此更响亮，人们称他为“长恨歌主”，而那些歌女们，也以能吟唱《长恨歌》为荣，并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价。

元和二年（807年）的秋天，白居易被召至京师，任京兆府考官，紧接着提拔他做了翰林学士，后来又派他担任左拾遗。对白居易的越级提拔，据说是由于他的《长恨歌》流传很广，扬播京城，传唱入宫，唐宪宗听到宫女演唱后，深受感动，遂起了怜才之心，他才得以升迁。没过多久，白居易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下放”到地方做了一名闲官。于是又有了一曲惊世之作《琵琶行》。

琵琶行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

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好用典故的出仕诗人

王国维所言“梅村歌行”的梅村，即指明末清初的吴伟业。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崇祯进士，明亡后被迫仕清，其以遗民身份转仕新朝的经历成为他人生的最大悲哀，他因此而遭世讥贬，终生抱愧，举世无亲，诗歌成为他的寄托，感慨兴亡和悲叹失节是他吟咏的主要内容。吴伟业的七言歌行体诗极为著名，称为“梅村体”。他的名作《圆圆曲》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典故，讲的是明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为李白成部将刘宗敏所掳，正在归顺途中的吴三桂闻讯后，一怒之下改变初衷，转而引狼入室，借清兵入关，李自成转胜为败，被迫退出京城。而吴伟业的《永和宫词》中用典很多，王国维认为他“似乎没有典故就无法成文”。

梅村也有不用典故的诗

其实，梅村的诗词并非都用了典故，如他的《追悼》诗：秋风萧索响空帏，酒醒更残泪满衣。

辛苦共尝偏早去，乱离知否得同归。

君亲有愧吾还在，生死无端事总非。

最是伤心看稚女，一窗灯火照鸣机。

秋风起了，带着寒意，给人以萧索落寞之感，时时拂动着空****的帐幔，像是有意撩起人的愁思。然而，再也见不到妻子那熟悉的身影，听不到她帐边的絮语。诗人于是只得去借酒浇愁，但那绵绵不尽的愁思岂是酒可排遣的。

“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待到更残夜阑之时，诗人不觉泪满衣襟，青衫尽湿。这两句诗刻画了人去楼空及自己黯然神伤的情景，十分真切。郁氏是梅村患难与共的结发夫妻，尝遍了半生的辛苦却过早地离开了他。在那没有穷尽的离乱和忧患的时期，不知是否可迎合古人所谓的“死则同穴”的结局。梅尧臣的《悼亡诗》中就有“终当与同穴，未死泪涟涟”句，而吴伟业的悲哀比此更甚，因为现实中颠沛流离的经历真使他担忧自己不知将埋骨何处。

第三四句中实已透出深深的家国之恨，而在此困境中志同道合的夫妻之情就弥足珍贵了。所以五六两句从国变之后自己的心理落笔，由悼亡而写到了自己的处境。诗人亲历沧桑之变，作为一个曾受崇祯皇帝殊恩的前朝遗臣，鼎革以后理应以身殉节，所以他以为自己的苟活是愧对君父的。而如今死亡又夺去了他相伴多年的妻子，因此他深感生死无常，似乎事事都令人生悲。“事总非”三字包括国事家事，既有国破家亡的忧愤，也含生离死别的悲伤。这样就把个人的哀思与时代的脉搏紧紧联系在一起，令诗意更为深广。

最后两句忽宕开一笔，以叙述代替抒情，说最伤心的莫过于看到幼小的女儿，而那窗下灯旁犹有她生前用过的织机。幼女与织机都是妻子撇在人间的遗物，每一视之，自然勾起诗人的无限悲伤。一个难以排遣的疑问在他心中盘旋，她为何如此匆遽地抛下这一切而走了呢?这两句虽以幼女和织机两个具体的人和物作结，却更真切地表现了他对亡妻的思念。睹物思人，触景生情，真有“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潘岳《悼亡》）的情愫。

吴梅村的诗一般造句整饬，辞藻华丽，喜用典故，甚至有晦涩之弊，他晚年自评日：“缕金错采，不能到古人自然高妙之处。”但这首七律却能平平道来，浅浅写出，不用典故，不假藻采，以最浅切的语言表现出最深沉的感情，在梅村之诗中可谓是别调，然却不失为一首感人肺腑的言情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