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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做事先做人做爱心与责任兼备的时代女人（第4页）

杨澜说现在做慈善该讲个“欢乐指数”了。其实做慈善也是一件让你身心愉快的事情。“余秋雨‘陪吃’，廖昌永‘陪看’”，上海举办的特奥会慈善晚会传出了这样的新闻，这种慈善是不是有点太娱乐化了？杨澜说：“我们在想怎么把一个慈善活动办得有创意。那天晚上，我们增加了非物质性的拍卖内容。和余秋雨共进午餐，畅谈人生、文学的机会以10万元被拍走，由廖昌永“陪看”著名歌剧《图兰朵》亚洲首演的机会也以3万元被拍走。我觉得这在慈善文化方面算是一种创新。”

过去我们说到慈善，有一个指数叫“眼泪指数”。很多基金会的负责人总是在想，手头项目的“眼泪指数”是多少，总希望项目能够打动人，激发人的同情心。杨澜觉得，现在做慈善该讲个“欢乐指数”了。其实做慈善也是一件让你身心愉快的事情。特奥会上拍卖了第一张智障女孩的画作，问她有什么感想，她翘起大拇指说：“我知道我很棒，但没想到这么棒！”这是多大的快乐，它让人觉得被帮助的人不单单是来接受别人的同情和施舍。

当时阳光以现金和股票资产为基础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调动的是有市场流通价值的资产。我们会管理好这些资产，给它一个比较好的、稳定的资产组合。当然出于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们也会委托银行管理一些资产，投资一些回报稳定的，安全性高的项目，但基金会直接拿钱给弱势群体，去帮助他们，这样的事情阳光文化似乎很少做。

杨澜说：“在以往，我们也收到过很多来信，比如从乌鲁木齐、哈尔滨或者某一个边远地方的求援信，其中包括救助白血病人的请求。对于他们，我尽管很同情，但是对于一个处在草创之初、人员也很有限的基金会来说，要就这些求援进行事实核查，一个个地发送款项，还要做后期跟踪，在人力和精力上，都还是很难完成的任务，我们眼下还没有这个能力。放在平时，我看到一个值得我同情的人，我可以拿出钱来，搞一对一的捐助。但对于一个机构来说，它的运作必须有重点，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8、善举不应受“道德压力”束缚

你可以种下一颗种子不断施肥浇水，培育它长大。挣钱重要，但如何合理分配、处理金钱更重要。

从最初的感动了就捐钱，到2005年7月宣布辞去阳光媒体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等商业职务，转而设立“阳光文化基金会”，杨澜已经用一种理性成熟的方式将慈善事业变为长期的、可持续的自觉行为。而她仅仅只是觉得自己比一般人早了几步：“人不一定要到老的时候才开始考虑理性地处理财产，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考虑这个。”

对于杨澜来说，从事慈善活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她在国际传媒界有一些好朋友，他们之中很多人都设有自己的基金会，从事某些比较专业和长期的慈善捐助，甚至有些人的家族基金会已有两三代的传统了，这给杨澜很大的触动。另外，她的好朋友陈逸飞先生去世，由于没有留下一份明确的遗嘱，引起了家属之间的争执，这是有悖于死者生前的愿望的。中国大多数第一代富裕起来的人都还没有考虑到怎样理性地处理财产的问题。财富永远都是社会的，不是一定要我们的子子孙孙去消耗，而且这样的传递之后财富不一定就是造福，也有造孽的。

对于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拥有自己私人基金会的现象，杨澜认为，慈善是人们的一种需求，不仅仅是被帮助的人的需求，也是给予帮助的人的一种需求，它是一种精神的需求，有的人是出于宗教的信仰，有的人是出于爱心、良知，不管是出于什么，只要是大家都能够拿出自己的力量来做这个事，都对我们的社会有好处。她还认为，现在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慈善捐款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仍然是非常小的，有统计说，我们每一个国人在过去十年当中累计只捐了10块钱，也就是说一年才捐一块钱，悬殊太大了。而这个在杨澜看来应该是社会文明的标尺。

由于所捐赠的是其拥有的阳光媒体投资权益之51%，一跃成为“胡润2006中国慈善排行榜”“榜眼”的杨澜遭遇质疑。说起这些，杨澜很从容，“人们的向善之心都是有的，只是因为知识不足，了解不够，才产生了种种误解。”马上又笑着补充道，“我这个事情出来后，大家都去做一些调研、讨论，无形中都增加了对慈善的了解，也挺好的。”

关于捐赠“权益”引发了不少质疑这件事，杨澜认为，有疑问也是很正常的。慈善事业在中国还很不发达，她也是边做边学。她认为：第一，慈善是有不同的方式，过去我们认定的方式是相对比较单一的，很多人会以为“你把权益捐了，是不是哪张椅子你捐了一半，房子捐了一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捐出的都是可流通的资产，只是一个在名称上大家不是很明确的概念，这其实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在发达国家，一些慈善机构在运营中，为了使其服务回报公众的利益最大化，他们随时会将这些现金投资于理事会所准许的债券、股票或其他有价证券或其他投资，以实现资产的滚动和增值，实现合理回报，这其实也是国外知名的公益慈善基金可以存续百年的根本原因。

关于时下盛行的富豪榜、慈善榜有没有必要，杨澜认为慈善榜是在高调扬善，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舆论有责任对慈善善举进行宣传策应，但不要变成一种硬性要求，让收入低的人对收入高的人进行“道德逼迫”，你必须去做什么，不然就是“为富不仁”。当慈善变成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压力，就没有意义了。据了解，美国百分之八九十的慈善捐款都来自于中层社会，并不是靠几个大的富豪撑起的。富裕不是罪过，而且在中国这样税收比较高的国家，一些企业养活了几百、几千名员工，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社会的责任。大家都意识到这点，都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有所奉献，就会形成一种快乐效应，对社会更有益处。

9、爱是一种需要学习和培养的能力

“公益慈善事业需要爱，但我不认为爱天生就有，爱不仅是一种意愿，更是一种能力。

公益慈善组织自身要有"造血"的功能，而非仅仅依靠外界的"输血"。”在2009年召开的“北大-阳光公益创新论坛”上，杨澜阐释了她对“公益慈善”的理解。在这次研讨会的间隙，忙碌的杨澜特意抽出时间接受新华网传媒频道的独家专访。

坐在记者面前的杨澜看上去比平时略显清瘦，眉宇中有一丝疲惫，但交谈中，她的双眸始终闪烁着明亮的光芒，谈起慈善事业，她的话语间更有一份巨大的热情和清醒的理性在其中。她告诉记者，爱不仅仅是一种感动、意愿或情怀，更是一种需要学习和培养的能力。作为媒体，不应仅仅满足于办晚会、搞活动，而应该真正学习和理解公益慈善，科学的、可持续的关注和报道公益慈善事业

公众眼里的杨澜，优雅、美丽，纤细的外形下蕴涵着巨大的能量。作为一名资深传媒人士和现任阳光文化基金会董事局主席，杨澜积极投身于慈善公益事业，取得广为人知的成效。除了坚守着自己那份难以割舍的电视情结之外，慈善事业已经占据了杨澜大多数的时间。她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中国建立一种人文慈善的理念，让社会慈善大行其道。

2008年，以5。12汶川大地震为契机，各类公益组织和机构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民间的慈善热情日益高涨，公益慈善力量得到了井喷式的释放。甚至有人说，2008是中国公益活动的元年。在这些公益组织里面，由杨澜主持的阳光文化基金会所做出的大量积极有效的慈善工作让人印象深刻。以下是记者和杨澜的对话：

记者：在一些人眼里，慈善似乎是富人去做的事情，我们看到不少媒体的宣传报道也多是关注富豪、明星的慈善举动。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杨澜：慈善是最一个最不论出身、最不论出钱多少的公益行为，钱多的可以多捐一点，没有钱的可以做志愿者。如果这个时候还去考量他是什么身份或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这不利于整个慈善事业的发展，这本就就应该是每个人平心而做，量力而行的事情。

我们很多的慈善活动还是局限在媒体做大晚会、掉眼泪、大家举牌子等等初级的阶段。事实上，如果爱能够持续下去，慈善和公益能够持续下去，更需要一种持久的关注，而不仅仅是一些筹款晚会和大型活动。比如我最近碰到四川的一些基层的干部，他们会说你们有的媒体已经把我们忘记了，已经不再关心我们了。当然媒体不可能一直用最大的版面去关注这些灾区的报道，但是媒体人也需要把这种关注持续下去，需要好好学习和理解慈善。我们还是希望媒体能够长期地、可持续地报道公益慈善事业。

记者：在2008年的记忆深处，大家对您倡导和设立的“汶川大地震孤残儿童基金”印象深刻。活动中，我们看到像邓婕、蒋勤勤等明星加入其中，还有家乐福、利乐、金佰利等知名企业的参与，另外还看到查尔斯王子、英国萨拉女公爵以及席琳迪翁等国际知名人士也参与进来。带动这些人和企业参与活动，可能是一般的公益组织难以做到的，这也与您自身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有关。您如何看待自己本人对于慈善事业的影响呢？

杨澜：我觉得如果你说的话有人愿意听的话，就应该善于运用这种资源。能够把某种个人的影响力用在了公益慈善方面，这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也充满了感动，更是一种责任。人家相信你，把这个钱交到了基金的手上，个人就必须承担起某些责任。所以我们现在在款项的制度、透明度、汇报制度也逐渐建立和完善，也会定期的大家公布。

“汶川大地震孤残儿童基金”是我们在汶川大地震之后的第三天建立的，其实我没有真正做过大规模的筹款晚会或者大的活动，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收到的企业和个人的捐款已经超过5000万了，我也是觉得非常感动，这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现在主要做的就是把这个钱用好。

震后七个多月内，我们在德阳、北川，还有阿坝这几个重灾区设立了120多个爱心岛。爱心岛就是儿童活动中心，每一个爱心岛配备了7000册以上的图书，而且这些书是教育部的专家根据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课外读物标准给农村的孩子们配备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个独立活动房间，可以开展文娱的活动。我们觉得爱心岛是孩子们的心灵康复、包括他们课外活动的场所。这个项目得到了四川省妇联的大力支持，一直到村这一级都有很多的妇联干部帮我们落实了。

接下来，我们还是希望支持一个更完善的长期计划，因为孩子们要成长，还需要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我们致力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计划，而且同时希望能够真正让目标实现一种可量化、可测量的效果。

记者：阳光文化基金会这次联合北大和哈佛举办“北大-阳光公益创新论坛”，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杨澜：我觉得爱不仅仅是一种感动，是一种意愿、是一种情怀，它更是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需要学习和培养的，不是说大家一流眼泪一激动，把钱捐出来就可以了，这中间还有效率、资源浪费、公信力、透明度等种种问题。

很多人愿意花钱去读MBA、EMBA，觉得经商是需要管理的，那么谁又能说做慈善只要凭借一个爱心就能做呢？它也涉及到怎么样动员、怎么样筹款、怎么样做财务，怎么样落实项目等等。要把慈善看成是一个科学性的管理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爱心的问题。

2006年我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所以就联合了北大和哈佛这种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来为中国的公益慈善组织高层管理人员作免费培训，这其中也包括了两所大学的老师对于中国公益慈善发展所作的一些专项研究工作，我想这个是有意义的，而且这一年多以来，我们培训了200多个公益组织，也包括政府相关官员的培训，收到的效果非常好。大家会突然觉得原来这个理论是需要提高的，原来巴基斯坦的民间组织是那样做的，孟加拉是那样做的，南美洲是这样做的，在一个国际环境之下和可借鉴的体系之下完善自己的慈善理念，而且能够落实到具体的管理能力之上。我们有很多的民间公益组织，过去他们可能更多凭借自己随性的想法，现在他们就会知道要做的事情需要树立明确的目标和长期的规划。那么，用什么样的图表来达成这些目的，这都是科学的，需要学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