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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做事先做人做爱心与责任兼备的时代女人（第2页）

第一次：“感觉底气在一点点丧失”

1993年，杨澜25岁。已经在中央电视台工作3年的杨澜因为出色的英文而接到了北京奥申委的邀请，希望她能去蒙特卡洛。如果申奥成功，她将在当地主持答谢宴会等一系列文化活动。

杨澜笑着告诉记者，当时她花了两个月的工资，专门请香港设计师设计了一中一西两身礼服。在去蒙特卡洛的飞机上，记者们坐在一起，非常乐观，很有信心，相互打气说：不给中国给谁啊！

但是，在蒙特卡洛的日子里，在大量的所见所闻中，杨澜看出了中国代表团与其他代表团在公关方式上的差别。

“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些对比的场面。各国世界级的体育明星纷纷出现在蒙特卡洛的公共场所，为自己国家申奥助威，中国随团的十几位世界冠军却在下榻的饭店里待命。中国申奥代表团中有一个中学生合唱队，她们在街头穿着漂亮的学生装，乖巧又可爱极了，每一个人就像洋娃娃，动作整齐，赢得很多人驻足。但与此同时，大概有上百人的悉尼申奥团的成员们，有的胖有的瘦，有的高有的矮，有的戴眼镜，我觉得完全是一种市民的形象展现。”

第一次出国的杨澜，用好奇的眼光，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细节。“他们在各个酒吧或露天餐馆里，到处插悉尼申奥的小旗子，见人就说我们悉尼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城市，你们都应该来悉尼。我当时就觉得人家那种宣传方式、那种公关方式好像更有力度。也许我们比较习惯于那种有组织的行为方式，那是经过很多次精心排练的，非常精美、完美的表现方式，我们习惯于用国内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表达对某一项事业或者某一个理想的追求和热情，这种方式固然很有效，但在与西方民众和媒体的交流过程中可能会显得有隔膜。”

杨澜直言，中国也好，北京也好，当时都缺乏国际公关经验。这一点不仅从所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可以看出，从老套的申奥宣传片上可以看出，而且从官员们面对媒体的举止上也能反映出来。

杨澜回忆说，当各个城市的市长在一块开联合记者招待会时，各个市长都会展现自己的魅力，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进行公关。悉尼的市长就送葡萄酒，说澳大利亚的葡萄酒是最棒的。伊斯坦布尔是一位女市长，她的打扮特别有亲和力。但是中国的官员，第一是很紧张，第二个是非常谨慎，怕说错一点什么又被别人利用。所以，从市长形象和感染力上，也有很大的差别。当初抱有的极大信心，被所发现的问题慢慢蚕食。当时杨澜就感觉到底气在一点点丧失。

当中国以两票之差失去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时，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北京市民，部分参与了申奥过程的杨澜虽然很失落，却没有流泪，她更多是在反省与总结。

“蒙特卡洛这次申奥对于我的世界观、人生观是一次极大的冲击，它让我看到了自己知识和视野的狭隘和浅薄，这对一个年轻人是非常好的事，你意识到你自己是非常不足的，没有什么可感到沾沾自喜的，这一点对我的人生很重要。”杨澜的想法代表了很多中国人的想法，去认识世界，主动与世界沟通对自身有利，对世界了解中国有利。抱着这样的念头，杨澜后来才离开中央电视台，留学美国。

第二次：“我们有这种表达能力了”

2001年，杨澜已经做了妈妈。春节前夕，杨澜再次接到了北京奥申委的电话，邀请她出任奥运形象大使，代表文化项目组为中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做文化陈述。

虽然此时女儿还在哺乳期，但杨澜二话没说就给孩子断奶，答应了奥申委的邀请。杨澜说这一次她真正有了踏实的自信，这时的自信与八年前的自信不同，无论是申奥班子还是市民，大家都有了一种沉淀，心态更加沉稳，不再是盲目乐观。

首先让她感受到的变化是，更多的人可以用双语表达了，第一次时只有何振梁和一些体育部门的官员会用双语，第二次申奥时包括当时的市长刘淇，秘书长王伟，还有各个部门包括做边境检疫的、做商业开发的都开始说英语了。这是中国政府非常好的一种姿态，“说明了我们向世界学习、沟通的一种态度。英文不好，也没有太大关系，关键是态度要诚恳”。

“在准备文稿和去莫斯科之前，大家都在做排练。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刘淇市长还有很多官员排练时都会到，而且非常虚心地听取大家的意见，那种工作气氛非常民主。大家都直率地向他们提意见。我们跟刘淇市长说，您这段发音还不对，他就马上在小本子上记下来。工作的气氛，工作的态度，就体现了中国发生的变化。”杨澜说。

“第一次申奥就像饺子在茶壶里，倒不出来，第二次申奥时，我们有了一种把茶壶里的东西倒出来的能力，茶壶的口宽了。我们有这种表达能力了，无论是语言上，还是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上，都是如此。”杨澜特意提到了代表团启程去莫斯科时的送行一幕：“很多留在北京的奥申委同事们说，如果没有申办成功，谁也别哭啊，笑回来，我们经得起了。”

这一次，北京笑到了最后。杨澜在莫斯科的五分钟陈述给全世界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个外国记者采访杨澜时问到，她不是政府官员，为什么投入这么大精力在北京申奥上？杨澜给出了代表着每一个中国人心声的答案，她说奥运会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受益者，所以她愿意参与，每一个中国人都愿意参与。“就像今天的北京有了新的环保的指标，我们的城市规划、城市建筑，人们的文明程度，都有了更大的提升，我觉得这是奥运带给我们的。这是一种遗产，我觉得奥运对于中国的持续的影响就是这样一种强大的潮流，推动中国继续发展。”

4、善良敏感，悲天悯人

女人应保有一颗善良的心，情系祖国！

读过《凭海临风》的人肯定都能感受到杨澜的善良和敏感，还记得“二泉映月”的故事吗？

1996年，杨澜在哥伦比亚采访中国留学生，她了解到几乎每个飘洋过海的人都有辛酸的故事，留学生涯何其艰辛，可是杨澜能理解他们。她密切关注华人在美的坎坷经历，杨澜的心是和他们的心一起跳动的。

在文中，她用颤抖的心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有位年青人多年前只身来到美国。在国内他是从事导游职业，收入颇丰，到了美国以后，经过几年异域生活的磨练，他成为纽约不少一流摄影师的指定洗印师。杨澜称赞他洗印工艺的细腻和艺术品味的纯正，他一笑说：“还不是走投无路嘛。别人洗出的照片上允许有一两点灰尘，谁会注意呢?但我要有生意做，就必须做到哪怕在放大镜下也一尘不染。有时候，艺术也是‘生存’逼出来的。”

其实杨澜知道他在国内各方面关系很熟，随便做点生意，就能生活得很好。“为什么不回国发展呢?”杨澜有些不解地问。年青人沉思片刻，说：“我17岁去了北大荒，一呆就是6年。后来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当了导游。一天我在五星级饭店的大厅里听音乐，周围的一切，豪华高雅。我突然想哭。不是为了过去吃过的苦，而是想，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我学到了很多，而在我最舒服悠闲的日子里，我是最没出息的。我已经荒废了太多的时间。在美国我又尝了一次洋插队的苦。我最终是要回国的。但现在刚刚有一点起色，如果因为怕苦而在纽约半途而废，将来我在国内也同样做不成什么事情……”

听君一言，杨澜心起波澜，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流着相同的血，有着同样的梦想和渴望。杨澜顷刻觉得他是个明白人，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活得清醒而独立。杨澜知道在美国许多人固有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统统被打碎。有些人望着一堆瓦砾不知如何收拾，而那些审视过去，审视未来，重新补充、组合自我的人，往往是那些极有自爱精神的人。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只属于他们。

回来的路上在地铁站等车时，杨澜听见委婉的二胡琴声，是《二泉映月》。这久违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专业水平。杨澜走过去，向拉二胡的年轻人笑笑，打过招呼，年轻人也会意地点了点头。周围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侧转身，朝向琴声。他们大概不认识这种陌生的乐器，却又分明被这种奇异动人的旋律所触动。年轻人很平静，毫无卖艺的窘迫，不卑不亢，缓缓拉来，如行云流水，如置无人之地。这份真实坦然让杨澜感动不已。

她的眼圈有点湿了。

另外一件值得杨澜回忆的就是参加了火炬的传递。

想想她觉得自己真是非常幸运，从参与两次申奥，再到之后的与北京奥运有关的各个重要节点，都有机会亲历奥运历史性的时刻，可谓生逢其时吧。也有记者问她：“从第一次申奥到现在，你觉得自己发生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她回答说：“我想最大的变化是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有成长的烦恼，甚至是苦痛，但是都要学会成长。一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就像今天中国的崛起，必然也要经历一些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不协调的声音，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遇到了不愉快的事情，就放弃开放和前进的步伐，也不能因此做一个“抱怨的孩子”。其实，我们都应该以金晶一样的精神坦然地面对自己、面对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专心去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我总是相信世道人心间，总有一种正义的力量，就像在这样一个纷乱、冲突的世界上，人们都还认同着奥林匹克的精神。这就是我们对人类的信心所在。”

她觉得，今天的中国人更应该以一种大国国民的心态来坦然地面对这个世界上仍然存在的偏见和不公正，把他们当作是自己成长中的可贵经历。不能关起门来自怨、怨人，而是应该敞开自己的胸怀，让世界来亲眼看看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变化。”

她对媒体说：“我跑的整个过程都是非常轻松、非常享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