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名称单名双
名
人数百分比人数百分比
汉书24477%7323%
后汉书49898%102%
三国志44199%31%
晋书8295%45%
宋书77
南齐书82
梁书155
陈书9340750%93
10310510140250%
隋书16659%11341%
唐书71743%93257%
五代史22340%33460%
宋史130452%119348%
明史156850%159950%
清史稿74725%221475%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东汉至晋这一时期单名占绝对优势,这主要是源于西汉王莽篡政之后的倡
导。王莽任大司马辅政之后,即托古改制,其中就包括禁用二字名。于是,酿成了汉魏300年间的单名习惯。从南北朝开始,双名骤然增多,此后一直稳步发展。至清,双名率已高达75%。
人名的复音化倾向,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①社会需要。单名较之双名,重名的概率要高得多。近代学者彭作桢编著的《古今同姓名大辞典》,共收录了自先秦至20世纪30年代的16000个同姓名,共涉及56700多人,这些同姓名者大多数是单名。单名的泛滥必然造成重名现象激增,从而严重削弱人名的区别作用,在交际中就难免张冠李戴。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对人名的区别性要求更高,所以,人名必然要走复音化的道路。
②表达需要。人名寄寓着命名者的感受和意愿,蕴藏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上古命名动机较为单纯,人名的纪念、标志意义重于期许、祝愿意义。后来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人们对名字的含义更为重视,总希望扩大人名的音节空间,以容纳更多的文化信息。双名比单名的容量增加了一倍,所负载的内容自然也就翻了一番。而且,古人的字多为两个字,已经为双名
的制作和推广规范了成功的模式。人名容量的扩大,使双名比单名更为生动,表现力更强。
③语言影响。南北朝是汉语复音词激增时期,汉语词汇的复音化必然影响以语言文字为表现形式的人名的复音化。南北朝时骈体文盛行,文坛上的骈骊修辞之风也波及到命名。骈体文讲究音节对偶,两个字为一个音步,节奏明快。单名的呼叫远没有双名上口、响亮,所以双名自然占有优势。另外,南北朝又是佛教盛行时期,佛经的翻译和传布使汉语里增加了一大批多音节的复音词。人名作为词汇中的专名,必然与普通词语的发展同步。
④行辈制约。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宗族观念深入人心。人名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其表现形式就是人名中的行辈字。带有行辈字的人名就是通常所说的族名,族名既是宗教集团内部的认同标志,也是对外交往时的识别表记,还是宗族结构、秩序的形象再现。北宋以后,我国修续家谱之风日炽,明清时期尤为普及,以行辈字入名也蔚然成风。其方法是用一个固定的字作为宗族内部一代人的代号,同代人的名字里都要包含这一共同的代号。这样,辈分之间便井然有序,繁而不乱。
行辈用字都是宗族严格规定的,所选字多为含有褒义的好字眼儿。例如:我国第一家族孔氏,
从元朝开始规定辈分字。元仁宗时,孔子第54代孙孔思晦规定,从他这一代起以思字为辈分字,思下为克字,克下则为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衍,然后是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最后是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孔氏后裔确实都恪守族规,名字中一无例外地包含着辈分字。后来,孟子的后代也采用孔氏字派命名。以辈分字入名,同辈人的名字中必然有共用的一个字,这就必须在这个字的或前或后再加一字,从而构成双名。宋代以后,双名率越来越高,与此不无关系。
此外,还有一种以单名用字的偏旁表示辈分的方法,即同代人的名字采用同一偏旁的字,例如东汉的荀昱、荀昙,三国的刘琦、刘琮,《红楼梦》中的贾政、贾赦和贾珍、贾琏等。
但是,这种方法在使用上有较大的局限性,因为偏旁相同的字有限,而同一偏旁中可以入名的字也有限,所以不易落实到较大的群体范围。比较起来,还是采用固定一字的方法灵活、方便。
字辈名的出现,使后人的名字局限于祖先所框定的范围之内,实际上是扼杀个人意志和独立人格。在今天,随着宗族观念的淡化和现代意识的增强,字辈名的数量锐减,特别是在城市中已经十分少见。
⑤帝王影响。在封建社会,帝王的命名方式对民间常具有导向作用。唐宋以前,帝王名多为单字,例如:唐代22帝,只有太宗李世民和玄宗李隆基是双名,其余的均为单名;宋代18帝,也只有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匡义为双名。但到了明代,双名比例增大。明代凡17帝,除成祖朱棣是单名外,自太祖朱元璋至思宗朱由检全是双名。清代凡10帝,自顺治帝福临至宣统帝溥仪,全为双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王命名的复音化,无疑对社会人名有一定的影响。
总之,我国人名的复音化是一条基本规律,这是历史的选择。但是在当代社会,取用单名的现象又有回潮,造成的社会问题也相当严重。为什么在命名时又会出现这种历史的回归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