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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第4页）

我们最近这几年，只要枪响了，只要是五四式，一下就想到马汉庆。在多次会议上布置，只要遇到，肯定是一次恶战。我们几次大清查，悬赏几次，对他重视始终没有变。他几次抢劫，没有抢到更多的钱，这是马汉庆命薄，并不说明案件的性质不严重。湖北的案件，反映出他相当残忍。我们在乌鲁木齐守候着他，脑子里这根弦始终没有松。

马家爵是传统家庭出身，出事的那个假期，上网看黄色的东西，**让别的同学发现了。小地方的人，他感觉不好做人，导致他杀人。而马汉庆不同。他不是**杀人，而是有充分的准备，是职业犯罪系列案件。马汉庆作案后，他请北京的专家帮助分析，为专家提供了需要的材料。黄局长说，主要是为了学习一下专家的思维方法。

马汉庆的案子，警方是成功的。

话题扯开去，黄局长也给我讲述了一个失败的案子，这就是我在开篇时写的那个案件。那个案子与马汉庆第二次来乌鲁木齐打响了枪，发生在同一天。

黄局长认为，侦察工作是个操作性极强的工作，越是最基本的东西越说不出来。说到那个案件，他说，当时现场的警察多，指挥层多，大家都在寻找“最佳方案”，黄亚波也为“最佳方案”搅尽脑汁。

他们在火车西站，搞了一天绑架案件，这个人还是把人质杀掉了。这件事让黄亚波失眠了，夜里睡不着觉。他要写一个东西，他想写出经验教训。于是他遇到了一个难题：究竟什么是最佳方案？他找不见最佳方案，整理不出来。后来他到北京“晋监”，听课时才恍然大悟——最佳方案，就是最差方案。

他给刑警们讲课，把全市的刑侦干部全叫上。他去讲教训，讲“最佳方案”，讲“多余动作”，在全疆讲，直面警察的失误，他指挥中的失误。从这个案子他开始认真研究绑架案子。他说，再遇到，处理的时候，总比这次好一些吧？

这就是一个警察。他的责任心，他的坦言让我感动。

黄亚波是经历过太多案件的人，绑架案、杀人案、情杀案、碎尸案、系列杀人案、系列抢劫案，连环绑架案……他一辈子做刑警，他遇到的犯罪嫌疑人各式各样，他有着很专业的思考，比较。他在众多的他及他的手下打过交道的形形色色的犯罪嫌疑人中，单单把白宝山和马汉庆挑选出来，称为他的对手，有他自己的道理，这是我们行外人不仔细琢磨体会不到的。

黄亚波说，把罪犯当作常人，当作超人，你都错了。

他说，什么是聪明，一个烟盒，谁都平着放着，你立起来就是聪明。马汉庆大聪明。

是这个道理。

我还要说，什么是警察的大聪明？并不在于你整日辛苦，你面面俱到。你在一个点上绊倒了他，就比他的大聪明还大聪明。

缉拿一个罪犯，有太多的方式，真正起作用的就那么一两个点。你能用最简洁的方式把点打在了点上，你就能迅雷不及掩耳。

警方掌握了一系列的证据材料后，准确地选用了他的照片，准确地选择了在全国补发A级通缉悬赏缉拿的方法，两天奏效！他们以最低的成本把狡猾的马汉庆拿到了。

这次，马汉庆的烟盒是平放着的，而警察把它立了起来。

和黄亚波聊天是愉快的，我喜欢他“直击式”的谈话方式，一语中的。他是勤于思考的刑侦干部，也是热爱刑侦事业的刑警。他喜欢刑警这项工作的挑战性，对破案，满怀**。

外边仍是雪地，寒冷。

这是元旦休息日，他的办公室里，很温暖。

后记

从乌鲁木齐返回是2005年元月4日。

离开新疆时才真正领悟到那场雪的浩大，我看到了那一片一望无际的旷古的洁白。飞机在腾空。很长时间我认为机翼下连绵起伏的是云海，后来才幡然醒悟那是雪原。那才叫浩瀚的雪原吧，你在飞机上都看不到它的边界，厚厚的雪把整个大地都覆盖起来。直到飞机飞过哈密，那广袤的雪海才渐渐变薄，露出了大地的筋脉……

原本说好这部书在春天就要写成的，由于我的种种原因，耽搁了几个月的时间。元旦后返回天津，我的肩周病犯了。很严重，以至于连胳膊都抬不起来。我整日吊着臂膀，无法伏身在电脑前工作。

春节后，去一位医生家串门。他惊讶地问：你怎么不医治呀？我也惊讶，问：肩周炎还有治啊？他笑我的无知。他本人就是治疗肩周炎和颈椎病的专家，于是带我去了医院。

我领教了医生的“残忍”，给我打过“封闭”之后，个顾我的痛苦，生生地一次就把我粘连的骨膜拉开了。我几乎晕厥过去，满眼都是眼泪。但从那天开始，我的病渐渐好了。

事故接踵而来。

三月我去云南，在山上摔断了多根肋骨，造成血胸，肺损伤。不得不住院治疗。伤好后被告知，肋骨的生长需要一年。这是又一份经历，犹如打仗。体验是极丰富的。我觉得，包括我的人生观念都有改变。

加上其他事情，写作上的和非写作的，总之今年的日子过得很拥挤，种种的事情使得这本书的写作断断续续，延误了交稿的时间。确实很对不起朋友。

不过，在这金秋十月，总算完成了，为本书画上了句号。

回想一下，还算幸运，黄局称为对手的两个人——白宝山和马汉庆，我都采访到并写成了书。说缘分，我与新疆，与新疆的警察有缘分，是那种能够彼此理解的很深的缘分。但愿不会因我的拖稿使我们的友谊减色。只能说一句，请原谅吧。

牛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