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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3页）

像许多锒铛入狱的犯罪嫌疑人一样，他会花很长时间去思索他如何被抓，他哪个地方出了马脚。后悔的地方很多。他想到他长期隐藏已经产生了惰性，对周围的警觉不如过去敏锐。他也想到自己确实在海南在三亚住的时间太长久了，这是一大错误。他想到这次赴疆，几次做事的不顺利。这应该是有征兆的。他回家路上给孩子打电话，孩子果然说她不要爸爸了。这使他心里沉了一下却没有想到更多，这是不是也是他的麻木？

警察如何找到的他，对他始终是一个谜。他不大相信报纸所说。他认为武汉和新疆警察这么快就追到海南，一定是他这次赴疆有重大的失误。他冥思苦想也没想明白，他失误究竟在哪里。

马汉庆的心情是晦涩的，一如乌鲁木齐初冬寒冷的天气。

他不喜欢记者，在三亚时就不喜欢。他总在抱怨，他的案子并不那么大，却会惹得公安部如此兴师动众。他不愿当什么新闻人物，到乌鲁木齐后也有不少记者来采访他，他时时都抱着反感和不配合的态度。而当采访的高峰过去，他被冷落了，又难以忍受冷落的痛苦。

在新疆，他不得不结识一些新的人，看守所里的人犯，看守所的管教人员。像进了新兵连，和大家都要重新认识。马汉庆一直都不大喜欢和人打交道，不愿唠说，接受不了别人的讥讽也不喜欢听人奉承。他希望他的案子早点审理，早点判决。他终日心情不整，他不喜欢监号里的那些人，他从心里也瞧不起他们。

但他与王超警官处得不错，后来和看守所所长也处得可以。他们可以和他像聊家常一样说话，和他一起分析他作案是怎么回事，能说破他的想法，他对他们，能够服气。

在乌鲁木齐王超又提审过他几次。此时他已详尽地交代了武汉抢劫银行提款车以及1998年、2002年、2004年三次来疆所犯的罪行，补充了若干细节。

他说到他的工人家庭，说到他忠厚的哥哥，受他影响因伤人致死被判重刑的弟弟，年迈的父亲母亲，他还是很动感情的。他知道和他们可能是永远见不到面了。

武汉案件，已经说得很清楚。但有一个环节，始终是模糊的，那就是，抢劫后，他们究竟分没分给张军钱。马汉庆坚持说分了，那天晚上张军和他和三毛一起在三毛家分的钱。每人20万。我们清楚地记得，张军始终声称他没分到这笔钱。他很失望。他在饭馆里为他的失望曾大哭一抱。马汉庆被捕后，武汉当年审理这个案件的警察也提供说，张军不称认拿了这笔钱，他也倾向于张军没拿到这笔钱。后来他们在审讯中反复做张军的工作，是因为张军所拿的车上的“零钱”，不是他所交代的数额。武汉抢劫银行提款人案的判决书中，也未认定张军拿到了这笔钱。至此，这依然是个悬案。

新疆警察感兴趣的另一件事，是为什么那两辆车到最后没有烧？

马汉庆这样描述那个过程。

他说，这个办法是他出的，事先他们做过多次试验，无一次不成功，他们认为万无一失。作案之后，依照分工由他负责烧车。张军按照计划把车开到预定地点下车走了。他把汽油浇到车厢里，在蚊香上绑了一根火柴棒，把蚊香点着放在了车里。他把门关上，躲到一边观察。大约过了10几分钟，汽车没有烧着。他走回去，打开车门发现蚊香已经灭了。他再次点着蚊香，放在车里，又过了10几分钟，车还是没有着。他第三次要走过去时，他发现几名很像便衣警察的人也在注意那辆车。他嘀咕了。那些人似乎也注意到他。他故作镇定地假装朝楼上喊人，喊了几声，没人应。他准备离开。那几个人仍在注意他。于是他走到旁边的菜市场，买了些青菜，离开了那里，坐公共汽车回家了。

他的这段供词，王超并不相信。

关于烧车事，王超对马汉庆人格的评价较低。认为他其实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烧车是他的事。他的同伙信任他。但他没有完成。正因为车没烧掉，他很快就被警方发现，并牵扯到同伙。王超认为他做事不够意思，其实是他把他的同伙害掉了。当然这是从他的角度。从我们的角度，我们欢迎他犯这个错误。我们可以把他的错误当作礼物接纳过来。

我去采访的时候，王警官已完成了这几起案件的预审工作，正在整理材料，准备上报检察院。我对马汉庆的第一次采访，就是王警官本人陪同我前往的。

乌鲁木齐天气很冷，气温降到零下20多度。我们走向看守所时，脚下踩着咯吱吱响的白雪，那个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不知道马汉庆那些天在乌鲁木齐看守所怎样度过，他说他不喜欢冬天，他怕冷。他从温暖的三亚来到冰天雪地的西北边陲，是他犯罪走过的路，他没想到这也是他接受审判必然也要走的路。他应该在心里多想几遍，这是一个怎样的历程。

经警方批准，我对马汉庆的采访进行了两次。每次都谈了六个半小时，中午没休息，和马汉庆一起在看守所吃的便饭。第一次是12月25日，是个周末。第二次12月30日，元旦之前。

最鲜明的感觉就是冷，因天冷我们没去审讯室。第一次采访安排在看守所的会议室里。房间很大，但有暖气。因是周末，看守所一些工作人员休息了。我真是给他们添了麻烦。

开始时我有点紧张。为了避免马汉庆的思想产生波动，我被安排成新疆警方高调研的人员。

他来了，戴着手铐脚镣。他的脸上显得灰蒙蒙的，看见我们先和王警官打过招呼，然后猜疑地望望我。王超给他做了介绍，并说了开场白。

我们占了会议桌的一角。因要谈话，管教干部把他的手铐打开。我们两个坐在并排。这样谈话可以随便些。

他一开始就说了些牢骚话，为自己的犯罪寻找着理由。似乎犯罪都是社会原因造成的，今后，像他这样的犯罪还会更多。然后他说，他接受一些记者的采访，他和一些人谈不拢。话不投机，他宁可不说。他说这话，很有点先给我来个下马威的意思。

他是个烟鬼，烟瘾很大。我也是。他爱抽中南海，我抽恒大烟。他只好将就点了。烟我带得很多，烟鬼嘛，总是够我俩受用的。

我说明我的意图，打算和他探讨一下犯罪问题。我说案件可以不说或者少说，案件我都是知道的。我们仿佛瞎聊，渐渐就离开了案子，谈到他的家庭，他的历史，他的生活上的琐事，总之，一切我感兴趣的问题。

大约一小时之后我们就谈得比较入道。陌生感在减退，信任在上升。我采访不喜欢问话式，喜欢聊天式。他似乎也喜欢这样的谈话方法，于是他告诉我，我需要什么，他就讲什么。

总括来说，第一次我们谈得还是比较磕绊的，他把这归于他不大会讲话。到采访快结束时，他突然问我什么时候再来，他好象还有许多话想讲。我犹豫了一下，可我已经把准备问的问题问过了一圈，我不打算重复。我果断地告了辞，关于是否再来我含糊地说那要看情况。这次谈话我觉得从材料上说应该是够用了，但谈得并不够细致。有些需要氛围才能谈的话题在这次采访中没机会展开。这样看似乎再采访一次是必要的。

第二次在管教办公室。房间小得多，这次王超有任务，陪我过来的是另一位年轻刑警。还是那样，我们见面后他被打开了手铐，但仍带着脚镣。我们坐在一个小办公桌前，面对面坐着，谈话十分方便。

这次我们谈得相当和谐，几乎没出现任何阻隔。我想问的事，都问到了，他把想讲的也都讲了。像是在说心里话。这次我告诉了他我的真实身份，这在事先征得了警方的同意。我们间的对话显得坦诚、率直，像在谈心。后来我们谈得他比较服气，说，我对他的一些感觉是比较准确的，这可能和我见的人比较多有关系。他也在剖析自己，可能也思索了一些事情。分手时，他竟有点恋恋不舍，问我会不会再来。我告诉他，可能性不大，因为，我很快就要返回北京去了。

两次采访，马汉庆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我想，他的历史，他的癖好，他的思维特征和行为特征，与他的走向犯罪，与他犯罪的特点，不无联系，值得思索的地方还是很多的。摆在这里分析一下，也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