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三毛闹出过一次事故。他单独在家,手痒时随便开了一枪,子弹打到电视机里去了。电视机报废事小,但那颗子弹如被发现事情就闹大了。他费了很大工夫才把那颗子弹从电视机里抠了出来。
买枪的故事并不像张军想象的那么可怕,依照邹勇的说法,这两只枪到他们手中之后,还没使用过。就是说,他们还没用它杀过人。这多少缓解了张军的紧张心情。到了1995年夏季,在张军看来,抢劫有机合成公司提款人的计划似乎已经到了可实施的阶段。
马汉庆提出,他们三人在这一时期尽量少见面,在公开场合做疏远状,遮人耳目。但同时,每月两次秘密碰头却改为了三至四次。
三人的分工很快就固定下来。
抢劫时,马汉庆和邹勇持枪上去抢劫,张军开车接应。马汉庆和邹勇的分工又是邹勇直接上去开枪抢钱,马汉庆接应,马汉庆负责对付周围敢于干预他们的人。后来在现场的情形也是这样。邹勇开枪打提款人和押款人,那个麻木司机冲过来,按规定就要由马汉庆来对付。钱抢到手,张军立刻把车开到,拉着他们快速离开。
依照张军的说话,马汉庆考虑问题是非常细的。作案前,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快速逃脱。如何抢钱在他们的讨论中往往放到第二位,如何安全离开却是他们在讨论中用时最长的话题。
开始时,三毛对张军说:“你开过出租,弄车方便,抢劫之后,就用你的车子跑。”张军不同意,认为那样警方的注意力一下就会放到他搞的那辆汽车上。马汉庆也否定了这个方案,他说三毛思考得太过简单。
做案子,车是一定要有的,但不能牵连到自己人的头上。这样分析来,分析去,三人都认为,搞车,只能抢,没别的更好的途径。下一步的问题是怎样抢,抢什么样的车。
马汉庆提出,搞车就要搞好一点的,能跑路,不能中途出毛病。大家商定搞桑塔纳、捷达或神龙富康出租车。
然后他们研究了搞法。
张军跑过出租车,他知道汉口的出租车很少到武昌去,武昌的出租车也很少来汉口。他们决定,搞武昌的车。搞了车,把车开到汉口,因为车还要放一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短时间内不被发现。
再往下讨论细节,他们商量了很久,最后一致认为,必须杀死司机。定下这一条之后,半天谁也没说话。大家心里都有种不是滋味的滋味,但谁也不愿表现得懦弱,后来这条始终没有再议,杀掉司机已板上钉钉制定下来。
还有一个问题是搞几辆车。
这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开始时他们打算只搞一辆车,但在讨论逃跑的最佳方案时,马汉庆提出,搞就搞两辆,而且要搞两辆完全不同,有明显差别的出租车。两辆车一辆用于抢劫,一辆用于逃跑。
最后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两辆出租车用过之后怎么办?
张军主张弃车,立刻遭到马汉庆的反对。马汉庆担心车上留下指纹,而从抢车到抢劫银行提款人这一长过程中,他们戴着手套作案又太不方便。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在使用完这两部出租车之后,迅速把车烧毁。
而烧毁的议题又带来新的问题,持枪抢劫银行动静很大,作案后武汉警察会迅速出动,你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车开到市郊偏僻的地方,从容地处理汽车,也不能在城市里公然点火烧毁出租车,必须找到一种像定时引爆那样的方法,在他们离开出租车的一段时间内,让出租车自行起火。
为此,马汉庆做了多次实验。最后选定,用蚊香加火柴引燃的方式最为稳妥。首先,在汽车车厢内泼满汽油,然后把点燃的蚊香放入车内,在蚊香相对长的地方并排绑上数根火柴,当蚊香点到这个地方必然引发明火,点燃车内的汽油,烧掉汽车。
马汉庆为邹勇和张军做过多次演练,果然,在蚊香燃烧到一定时间后,点燃了火柴,火柴又点燃了他事先洒下的汽油。这一试验被他们认为万无一失。
马汉庆的三人犯罪团伙制定这个方案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张军始终是犹豫动摇的。三人中,最嘀咕的就是张军,他总是迟迟疑疑,优柔寡断;最卤莽的是三毛,但他基本属于有勇无谋那种:而最让人不可琢磨的是马汉庆,他那张不动声色的脸,常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张军始终对马汉庆、邹勇手里有枪而心存疑虑,担心抢劫成功后的朋友反目。他信任三毛,但从来没信任过马汉庆。他和马汉庆之间谈不到朋友,他们间没有任何交情。
张军的优柔寡断表现得淋漓尽致,无奈中他竟然用身体不适为由,无休止地向后推拖,一直托到1995年的冬天。
这次是马汉庆把邹勇、张军叫到一起,他冷着面孔说了三条:第一,社会上抢银行的案子已时有发生,正在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视,再不动手,一旦警方形成一套严密的防范办法,他们将束手无策,以前准备的一切都会付诸东流。
第二,他的实验已获成功,用蚊香点燃汽油烧毁汽车的技术,他已演练得炉火纯青。这样,抢劫后他们能不动声色地把两辆出租车烧掉,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第三,马汉庆郑重告诉大家,市公安局买来20多台马自达巡逻车,这对他们的作案是个致命的威胁,警方加强了机动作战的能力,他们的目标就会化为泡影。
连张军都没找到更多可说的,他也感到,再不行动,他就成了懦夫,只能承认自己的无能。
在这种情况下,三人把作案时机选在了1996年春节前的元月10日,武汉有机合成实业有限公司发薪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