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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第1页）

苏轼

SUSHI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人。嘉祐二年（1057）进士，宋代影响最大的文学家，诗文词都有很高造诣。著有《东坡全集》。礼论

中华千年文萃中华千年文萃风俗民情风俗民情昔者商、周之际，何其为礼之易也？其在宗庙朝廷之中，笾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荐，交于堂上，而天子、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让献酬百拜，乐作于下，礼行于上，雍容和穆，终日而不乱。夫古之人何其知礼而行之不劳也？当此之时，天下之人，惟其习惯而无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于其间，耳目聪明，而手足无所忤。其身安于礼之曲折，而其心不乱，以能深思礼乐之意，故其廉耻退让之节，睟然见于面而盎然发于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观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气。

至于后世风俗变易，更数千年以至于今，天下之事已大异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记录三代礼乐之名，详其节目，而习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伛偻拳曲劳苦于宗庙朝廷之中，区区而莫得其纪，交错纷乱而不中节，此无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习也，而强使焉。甚矣夫，后世之好古也！

昔者上古之世，盖尝有巢居穴处，污樽抔抔：音póu，用手捧东西。饮，燔黍捭豚，蒉桴土鼓而以为是，足以养生送死而无以加之者矣。及其后世，圣人以为不足以大利于天下，是故易之以宫室，新之以笾豆鼎俎之器，以济天下之所不足，而尽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于鬼神，乃始荐其血毛，豚解而腥之，体解而之，以为是不忘本，而非以为后世之礼不足用也。是以退而体其犬豕牛羊，实其簠簋、笾豆、铏羹，以极今世之美，未闻其牵于上古之说，选愞而不决也。

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韨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为，而天下之人，亦且见而笑之，是何所复望于其有以感发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庙之祭，圣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灵，庶几得而享之，以安恤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饮食之际，而设其器用，荐其酒食，皆从其生，以冀其来而安之。而后世宗庙之际，皆用三代之器，则是先祖终莫得而安也。盖三代之时，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为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礼，坐于床，而食于**，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变。虽正使三代之圣人生于今而用之，亦将以为便安。

故夫三代之视上古，犹今之视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复用矣，而其制礼之意，尚可依仿以为法也。宗庙之祭，荐之以血毛，重之以体荐，有以存古之遗风矣。而其余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从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释奠释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则皆从其器，盖周人之祭蜡与田祖也。吹苇龠，击土鼓，此亦各从其所安耳。

嗟夫，天下之礼宏阔而难言，自非圣人而何以处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讲之而不详，则愚实有罪焉。唯其近于正而易行，庶几天下之安而从之，是则有取焉耳。

怪石供

《禹贡》：“青州有铅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齐安江上往往得美石，与玉无辨，多红黄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清明可爱，虽巧者以意绘画有不能及。岂古所谓怪石者耶？

凡物之丑好，生于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间石皆若此，则今之凡石复为怪矣。海外有形语之国，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语也，捷于口，使吾为之，不已难乎？故夫天机之动，忽焉而成，而人真以为巧也。虽然，自禹以来怪之矣。

齐安小儿浴于江，时有得之者。戏以饼饵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枣、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处，以为群石之长。又得古铜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庐山归宗佛印禅师适有使至，遂以为供。禅师尝以道眼观一切，世间混沦空洞，了无一物，虽夜光尺璧与瓦砾等，而况此石；虽然，愿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强为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禅师，而力不能办衣服饮食卧具者，皆得以净水注石为供，盖自苏子瞻始。时元丰五年五月，黄州东坡雪堂书。

后怪石供

苏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诸石。苏子闻而笑曰：“是安所从来哉？予以饼易诸小儿者也。以可食易无用，予既足笑矣，彼又从而刻之。今以饼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与饼何异？”参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适而不可？”举手而示苏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异，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诚知拱、戟之皆幻，则喜怒虽存而根亡。刻与不刻，无不可者。”苏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盘去。

燕赵论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学校而教民，行乡射饮酒之礼。于岁之终，田事既毕，而会其乡党之耆老，设其笾豆酒食之荐，而天子之大夫亲为之行礼。盖以为田野之民，裸裎其股肱，而劳苦其筋力，长幼亲作，以趋一时之利，习于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节，顽冒无耻，不可告语，而易与为乱。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礼，使之有所不忘于其心。故三代之民，虽耕田荷任之贱，其所有为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其心甚朴，而亦不至于无知以犯非义。何者？其上之人不以为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于为善也。

至于后世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义，而天下之风俗日已败乱。今夫轻扬而剽悍、好利而多变者，吴、楚之俗也；劲勇而沉靖、椎钝而少文者，燕、赵之俗也，以轻扬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变之心，无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为乱矣。若夫北方燕、赵之国，其劲勇沉靖者，可以义动，而椎鲁少文者，可以信结也。然而燕、赵之间，其民常至于自负其勇以为盗贼，无以异于吴、楚者，何也？其劲勇近于好乱，而其椎钝近于无知。上失其道，而燕赵之良民，不复见于当世，而其暴戾之夫每每乱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好勇而无义，则为乱；小人好勇而无义，则为盗。”故古之圣人止乱以义，止盗以义，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义，而谁与为乱哉？

昔者唐室之衰，燕、赵之人，八十年之间，百战以奉贼臣，竭力致死，不顾败亡，以抗天子之兵，而以为忠臣义士之所当然。当此之时，燕、赵之士，惟无义也，故举其忠诚专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顺，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无常产而有常心者，惟士为能。若夫民无常产，因无常心。苟无常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故夫燕、赵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蜀论

匹夫匹妇，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刚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乱，常至于渐深而莫之能止。盖其所畏者，愈骄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为乱也。秦、晋之勇，蜀、汉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轻为奸，天下之所知也。当战国之时，秦、晋之兵弯弓而带剑，驰骋上下，咄嗟叱吒，蜀、汉之士所不能当也。然而天下既安，秦、晋之间，豪民杀人以报仇，椎埋发冢以快其意，而终不敢为大变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听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适，辄起而从乱。此其故何也？观其平居无事，盗入其室，惧伤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乱难制之气也。然其弊常至于大乱而不可救，则亦优柔不决之俗，有以启之耳。

今夫秦、晋之民，倜傥而无所顾，负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号纷詉，奔走告诉，以争毫厘曲直之际，而其甚者，至有怀刃以贼其长吏，以极其忿怒之节，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晋之俗，有一朝不测之怒，而无终身戚戚不报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竞，犯之而不能报，循循而无言，忍诟而不骤发也。至于其心有所不可复忍，然后聚而为群盗，散而为大乱，以发其愤憾不泄之气。故虽秦、晋之勇，而其为乱也，志近而祸浅；蜀人之怯，而其为变也，怨深而祸大。此其勇怯之势，必至于此而无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无怨于其心，怨而得偿，以快其怒，则其为毒也，犹可以少解。惟其郁郁而无所泄，则其为志也远，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乱，以发其怒而后息。

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强者有所不惮，而弱者有所不侮，盖为是也。《书》曰：“无虐茕独，而畏高明。”《诗》曰：“不侮鳏寡，不畏强御。”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妇，其力不足以与敌，而其智不足以与辩，胜之不足以为武，而徒使之怨以为乱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与之论天下哉！

北狄论

北狄之人，其性譬如禽兽，便于射猎，而习于驰骋，生于斥鹵之地，长于霜雪之野，饮水食肉，风雨饥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轻死而乐战，故常以勇胜中国。然至于其所以拥护亲戚，休养生息，畜生马，长子孙，安居佚乐，而欲保其首领者，盖无以异于华人也。而中国之士，常惮其勇，畏避而不敢犯。毡裘之民，亦以此恐愒中国而夺之利。此当今之所谓大患也。

昔者汉武之世，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天下震恐，其后二十年间，汉兵深入，不惮死亡，捐命绝幕之北，以决胜负，而匈奴孕重堕坏，人畜疲敝，不敢言战。何者？勇士壮马，非中国之所无有，而穷追远逐，虽匈奴之众，亦终有所不安也。故夫敌国之盛，非邻国之所深忧也。要在养兵休士而集其勇气，使之不慑而已。

方今天下之势，中国之民，优游缓带，不识兵革之劳，骄奢怠惰，勇气消耗。而戎狄之赂，又以百万为计，转输天下，甘言厚礼，以满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闻，目习所见，以为生民之命，寄于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国勇健豪壮之气，索然无复存者矣。

夫战胜之民，勇气百倍；败兵之卒，没世不复。盖所以战者，气也；所以不战者，气之畜也；战而后守者，气之余也。古之不战者，养其气而不伤，今之士不战，而气已尽矣。此天下之所大忧者也。

昔者六国之际，秦人出兵于山东，小战则杀将，大战则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栗。然诸侯犹帅其罢散之兵，合从以击秦，砥砺战士，激发其气。长平之败，赵卒死者四十万人，廉颇收合余烬，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观其上之所为，日进而不挫，皆自奋怒以争死敌。其后秦人围赵邯郸，梁王使将军新垣衍如赵，欲遂帝秦，而鲁仲连慷慨发愤，深以为不可。盖夫天下之士，所为奋不顾身，以抗强虎狼之秦者，为非其君也。而使诸侯从而帝之，天下尚谁能出身以拒其君哉？故鲁仲连非徒异夫帝秦之虚名，而惜夫天下之势有所不可也。

今尊奉夷狄无知之人，**纳币，以为兄弟之国，奉之如骄子，不敢一触其意，此适足以坏天下义士之气，而长夷狄豪横之势耳。今诚养威而自重，卓然特立，不听夷狄之妄求，以为民望，而全吾中国之气。如此数十年之间，天下摧折之志复壮，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当畏也。

西戎论

戎狄之俗，畏服大种，而轻中国。戎强则臣狄；狄强则臣戎，戎狄皆强，而后中国可得而臣；戎狄皆强，而后侵略之患不至于中国。盖一强而一弱，中国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独战，是以争附强国之余威，以趋利于中国，而后无所惧。强者并将弱国之兵，**然南下，而无复反顾之忧，然后乃敢专力于中国而不去。此二者以势相从而不可间，是以中国之士，常不得解甲而息也。

昔者冒顿老上之盛，惟西戎之无强国也，故匈奴之人，得以尽力而苦吾中国。使西戎有武力战胜之君，则中国之祸，将有所分而不专。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后也。故北狄强，则中国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将自托于中国。然而西戎非有强力自负之国，则其势亦将折而入于匈奴。惟其国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区区自立于一隅，而不畏北狄之众，而后中国可得而用也。

然天下之人，皆以为北方有强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国，则中国将不胜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戎秋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与共忧也；惟其强狠而好胜，是故可以激而壮也。使之自相攻击，而不能相下，则其势必走于中国。中国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图也。

然天下之议，又将以为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斗，而喜击中国之众，此其势固不可得而合也。盖亦以为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国者，为夫吾兵之不能苦战，而金玉锦绣之所交会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据险阻，明烽燧，吏士练习而不敢懈，彼虽壮骑，无所施设，则其利不在于攻中国。坚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无所掠虏，将不忍而热中，将反而求以相诟，以为起兵之名。彼兵交于匈奴而怨结于中国，则何以自固。故中国举而收之，必将得其欢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强而莫或收之，而使为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识戎狄之情也！

西南夷论

古者九夷八蛮，无大君长，纷纷籍籍，不相统制。惟北狄之种，常为大国，以抗中夏。然蛮夷之俗，种姓分别，千人为部，百家为党，见利则聚，轻合易散，族类不一，其心终莫相爱，故其兵利于疾战，而不利于迟久。北狄之人，绵地千里，控弦百万，侯王君长通为一家，人畜富庶，蔓延山谷之间，其心常有所爱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于迟久，而不利于疾战。此二者其大小之势，各有所便，宜乎中国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

今夫北狄之人，伏于阴山之下，养兵休士，久居而不战，此其志岂尝须臾忘中国也？然其心以为，战而胜人，犹不若不战而屈人之兵。战而不胜，民之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大言虚喝而不进，以谋敝中国。盖其所爱者愈大，故其谋之愈深，而发之愈缓，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南蛮、西南夷之民，悉其众庶，尚不能当狄人之半，而其酋豪，每每为乱不能自禁，此诚无爱于其心，而侥幸于一战，以用其乌合之众而已。故夫蛮夷之人，扰边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类皆可以谋来也。

愚尝观于西南徼外，以临蛮夷之众，求其所以为变之始，而遂至于攻城郭，杀人民，纵横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积之莫不有渐也。夫蛮夷之民，宁绝而不之通。今边鄙之上，利其货财而纳之于市，使边民凌侮欺谩而夺其利，长吏又以为扰民而不之禁。穷恚无聊，莫可告诉，故其势必至于解仇结盟，攻剽蹂践，残之于锋镝之间，而后其志得伸也。嗟夫！为吏如此，亦见其不知本矣。通关市，我吏民待之如中国之人，彼尚谁所激怒而为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而患乎人之不能用。昔班超处西域数十年，西破龟兹，北伏匈奴。及将东归，或以为必有奇谋，乃就问其计。然其言止曰：“察见渊中鱼不祥，屯戍之士皆非忠臣孝子，不可尽绳以法。”当是时，莫不皆笑，以为不足用。然及西域之乱，终亦以此故。夫谋非必奇而后可用，而在乎当否而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蛮夷骑都尉以治其事。使其强者不能内侵，而弱者不为中国之所侮，盖为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