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的。”我说。
他没有说话。
窗外的风大了一些,吹得窗框发出细微的响声。上海的冬天风不大,但湿冷,那种冷是渗进骨头里的,穿再多也没用。沈岸怕冷,他把手缩进了袖子里,整个人缩成一团,靠在我身上,像一个正在冬眠的、瘦了很多的熊。
那之后,他开始频繁地失眠。
我有时候半夜醒来,拿起手机看时间,会看到他发来的消息。有时候是“睡不着”,有时候是“你睡了?”,有时候什么文字都没有,只是一张图片。图片的内容很随意——窗外的月亮,桌上的水杯,绿萝垂下来的藤蔓。都是他在黑暗中用手机拍下的、模糊不清的东西。
我会回他一句“怎么了”,他通常不回。第二天早上见面的时候,他会说“没事,就是醒了看了一眼手机”。但他的眼睛下面是青黑色的,那种颜色越来越深,像一块怎么都洗不干净的墨渍。
我问他要不要去看看医生。他说不用,就是最近工作压力大。
我相信了。
或者说,我选择了相信。因为不信的话,我就得面对一个我不愿意面对的可能性——他在想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他在经历一些我无法分担的东西,他在慢慢地、无声地、一点一点地往后退。
而我还站在原地,以为一切如常。
十二月中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我妈打来的。她问我们好不好,我说好。她问沈岸好不好,我说好。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爸最近身体不太好,血压高,医生说要住院观察几天。我说那我回去。她说不用,不严重,就是告诉你一声。
挂了电话之后,我在客厅坐了很久。
沈岸下班回来,看到我坐在黑暗里,开了灯。灯光刺眼,我眯了一下眼睛。他走到我面前,蹲下来,看着我的脸。
“怎么了?”
“我爸血压高,要住院。”
他沉默了几秒,说:“你回去看看吧。”
“我妈说不严重。”
“那也回去看看。”他握住我的手,他的手比我的凉,但握得很紧,“我陪你。”
我说,不用了,你工作忙,我一个人回去就行。
他没有坚持。他站起来,去厨房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我手边。然后他去浴室洗澡了。水声哗哗地响,隔着门听起来很远很远,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我握着那杯水,没有喝。水慢慢地凉了,杯壁上凝出一层细密的水珠,顺着杯壁往下流,滴在我的手背上,一滴,又一滴。
我订了第二天的票。
走之前,我在他冰箱里留了饭菜。排骨莲藕汤,红烧肉,清炒时蔬。我把每道菜都用保鲜膜封好,在保鲜膜上贴了一张纸条,写清楚了每道菜是什么,吃之前要热几分钟。最后一张纸条上写着:“好好吃饭。我过两天就回来。”
他早上出门的时候,在我门口停了一下。我听到他的脚步声停了几秒,然后又响起来,越来越远,下楼,出门,消失了。
我站在门后面,听着他的脚步声消失,心里忽然空了一下。
不是那种剧烈的、撕裂般的空,是那种缓慢的、从底部开始渗漏的空。像一桶水,桶底有一个很小的洞,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始漏的,但水确实在一点一点地变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