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名字在她脑子里并不陌生。说不上熟,也说不上生。就像一个你天天路过的铺子——你知道它在那儿,知道它卖什么,但从来没进去仔细逛过。
她开始翻记忆。像翻旧账本一样,一页一页地翻。
——
十岁那年。
她第一次被爹带到铺子里做事。铺子里人来人往,掌柜招呼客人,伙计搬货理货,陈先生在后头的小隔间里埋着头记账。一切都是新鲜的,她跟着爹从前面看到后面,把铺子里的人认了个遍。
快收铺的时候,她注意到后院里有个少年在码货。十三四岁的模样,个子还没蹿起来,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缩着肩膀,一趟一趟地把布匹往库房里搬。搬得很卖力,但人瘦,抱着一摞布走路有些踉跄。他搬完一趟,在院子里歇了口气,偷偷朝铺面里张望。他的眼睛不大,但很亮,一直在看铺子里的东西——看货架上花花绿绿的绸缎,看墙上挂的那把紫檀算盘,看柜台上摊开的账册。那种眼神她认得,是好奇,也是渴望。不是对某一样东西的渴望,是对一整个世界的渴望。
像一个饿了很久的人看见了一桌子菜。
后来她问爹:“那个搬货的小子是谁?”
“城里周家的孩子,叫鹤卿。家里穷,供不起读书,他爹托了人情把他送到铺子里做学徒。打杂跑腿,顺带学点本事。”
“学什么本事?”
“认字,记数,搬搬抬抬。学得好了,以后也能做个伙计。”
她”哦”了一声,没再问。
那个缩着肩膀的少年,在她记忆里翻过了这一页。
——
十二岁那年。
有一天她在铺子后院核账,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面前摆着算盘和账册。周鹤卿正好在旁边搬货,一摞一摞地把布匹从板车上卸下来,码到库房里去。他搬完了一趟,在院子里歇脚,偷偷伸头看她拨算盘。
她拨得飞快,珠子噼里啪啦响,像下了一阵急雨。他看得入了神,站在那里忘了走。
她忽然抬头:“你也会打算盘?”
他被吓了一跳,往后退了两步,脸涨得通红,连脖子根都红了:“会……会一点。”
“过来。”
他怯生生地挪过来,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刃上。她把算盘推给他:“这笔账你算算。二百七十三加一百八十六。”
他接过去,手指头笨拙地拨着。拨了半天,拨错了,又从头来。她在旁边看,看了一会儿,说:“你这个指法不对。进位的时候应该先退下珠再拨上珠,你反了。”
她拿过来演示了一遍,手指干净利落。他看得极认真,眼睛一眨不眨的,嘴巴微微张着,像在默记。
“大小姐真厉害。”他小声说。
她没理他,继续算自己的账。
但他说这话时的眼神,她记住了。不是奉承,不是讨好,是真心实意的佩服。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毫不设防地表达出他的佩服来,像小孩子说”糖真甜”一样自然。没有一点杂质。
那时候她想,这人挺实在的。
——
十四岁那年。
她已经不记得具体是什么事了。只记得有一天爹提了一嘴——“周家那小子还行,前天让他去隔壁镇送了趟货,办得挺妥当。路上遇着下雨,他把油布盖在货上头,自己淋了一路,货一点没湿。”
“妥当”两个字,从她爹嘴里说出来,分量不轻。她爹是个挑剔的人,手底下的伙计和掌柜没几个能让他说出”妥当”二字。更何况后面还跟了一句”自己淋了一路”——这不只是妥当,是实心眼。
她那时忙着别的事,没多想。但这两个字她记下了。妥当。实心眼。
又多了两片碎瓷。
——
十六岁那年。
爹病倒的那个月。她在铺子里忙得脚不沾地,从早到晚连喝口水的工夫都顾不上。
有几天她隐约注意到,库房的货码得比平时整齐,那些沉甸甸的布匹摞得齐齐整整,连边角都对得上。后院的杂物有人清理过,堆在墙角的旧箩筐和破篓子不见了,扫得干干净净。柜台上的笔墨纸砚也有人添了新的,旧砚台洗了,新墨条搁在一旁。